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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者说：今年6月，我受中国教育报的邀请，为全国中小学教师领读《论语》。我为这个为期21天的读书会设计了每天阅读思考的开放性问题，读友们则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和积极思考，提出需要我解答的困惑或新的问题。这个共读过程很有意义，证明了“可与共学”的重要性，至于是否“可与适道”，则不是一次读书会所能解决的问题。在下文中，我将挑选几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对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 1 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时代，为什么还要阅读《论语》？确实，《论语》没有任何科技含量，不可能为科技发展作出直接贡献。但阅读《论语》的理由不在于此——《论语》的思想有其独特的深刻内涵。 初读《论语》，读到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难免会想：这难道不是专制思想的表现吗？然而，在孔子的时代，尽管已有“民本”思想的萌芽，却不可能诞生类似于现代民主的观念。要注意，即使在现代民主制中，行政权的实施也经常要遵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特别是在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时，知情权必须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们不知道孔子说这句话的具体语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正面临礼崩乐坏的周礼，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孔子的主张是，每个人都应懂得比制度更深刻的道理。 所以在《论语》中，孔子才有这样的反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而孔子的回答则是另一个反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在孔子那里，仁是制度合理性的根本标准。孔子首开私学，就是要将仁的理念和实践普及开来。他想让弟子们都懂得仁的道理和意义，而他的弟子中既有当时的贵族子弟，也有子路那样的“野人”。由此可见，孔子在涉及政治的底层逻辑时，他的信念和实践，是不同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换言之，对于吻合“仁”的政治制度，每个人都应有知情权。 我们只需要略微对比一下古典轴心时代柏拉图的政治观，就更能看清孔子思想在政治领域的智慧洞见。柏拉图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坚决反对者。最智慧的苏格拉底居然被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投票判处死刑，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反思是：“极端的自由不可能变成别的什么，只可能变成极端的奴役。” 孔子绝不会声称人天生具有金银铜三种不同品质，只有属金的人才有资格实施统治。事实上，柏拉图构造的神话类似于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所依据的神话。与之相反，“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却坚信：“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且孔子还坚信，政治与日常人伦具有内在关系。据《论语》记载，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引用《尚书》中的观点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孔子想要强调的是：政治并不专属于少部分掌握政权的人，政治的根据其实离不开日常人伦及背后的人道。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应遵循日常人伦，而且应对背后的人道有知情权。有了以上辨析，当我们再读到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候，就不会望文生义。 事实上，孔子之后的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而荀子则召唤“从道不从君”的独立人格。无论怎样，借助阅读《论语》，将孔子的思想与封建王朝的专制主义区分开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孔子思想的丰富内涵。 2 通读《论语》，会发现孔子非常注重因材施教。有一次子路和冉求分别问了孔子同一个问题：听到了有道理的话就要立刻行动吗？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孔子对冉求的回答却是：“闻斯行之。”公西华很困惑孔子对同一个问题的相反回答，孔子的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的意思是，冉求性格易退缩，所以要鼓励他勇于行动，而子路则好胜冒进，所以要使他冷静。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提倡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实践。 但要注意，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不是以学生的情绪为中心，也不是以学生的好恶为中心。《论语》中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比比皆是，例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及“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孔子那里，教育的目标是有客观性的，而教育的手段和过程则必须是主观的。否认教育的客观性，教育教学活动就容易变成以学生情绪或好恶为中心的纵容；否认教育的主观性，就看不到教育的目的是帮助成长，而成长则离不开对主观经验的尊重，“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充分体现了这种尊重。 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总是相机而动，教学相长也往往体现在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例如，子路不时顶撞孔子，有时也惹得孔子生气，但孔子对于一些重要思想的澄清都是在回应子路的过程中完成的。与之对比，颜回是孔子最好的学生，但孔子却明确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悟性高，能充分吸收孔子的思想，而且内心总是充满愉悦——要注意，颜回的“无所不说（悦）”并非强行规训的人为产物，而是主动悟道和行道的自然结果。 孔子对颜回的表扬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结合孔子强调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看，颜回堪称文质彬彬的典范。相比颜回，子路则有一种“质胜文”的野性，但这种野性弥足珍贵。有理由认为，若是学生在极端的规训中失去了自由探索的“野蛮生长”土壤，就不可能形成特立独行的君子人格，更没有办法反过来对教师的成长予以帮助。 如果教师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权威依赖的、唯上的、未加反思的，就会在很多方面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忽视学生的身心健康，成绩唯上而使教育愈发功利，以僵化的道德说教取代真实有活力的价值观的建立，强调规训和服从而忽略经验生长和自由探索，教育理念陈旧且教学方法单一，教育管理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形式主义，不一而足。面对此类现象，最需要呼唤的，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识、决心和勇气。 3 阅读《论语》，教育工作者可从孔子师徒的言行中受到极大的感染，有助于唤醒孟子强调的潜存于人性中的“浩然之气”，类似于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道为目标的“志”，使人在天地间挺立起来，这是成为一个人的根本前提。类似的，是否具有以教育之道为目标的“志”，也是鉴别教育者是否名符其实的基本标准。假如孔子穿越到今天，也一定会积极倡导教育改革，哪怕在这个过程中面临误解甚至遭遇攻击，他一定会坚持“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一定会开导他的同路人，诗意地说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孔子坚持“正名”，坚持对人道的捍卫，他的所作所为屡遭误解。势利之人会把孔子解读成与他们类似的沽名钓誉之辈，而愤世嫉俗者则认为孔子过于天真、缺乏现实感。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有一次子路遇见了一个隐士。这个隐士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隐士对子路很好，还杀鸡做饭给他吃。可是，这时的子路已经深深被孔子的思想和精神所折服，他对隐士的评价是“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对孔子的评价则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隐”不是服膺孔子精神的人能接受的选项。从孔子精神的视野来看，人伦、教育与政治，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社会实践。教育者必须理解、追问和捍卫人伦的合理性，也有天职推动受政治影响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教育实践和改革。毕竟，在孔子看来，教书育人和实现人伦，都是在广义地从政，用现代术语来讲，都是在尽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和政治义务。 孔子的精神滋养了中华民族，哪怕在最黑暗的时代，这种精神也堪比日月，给人以启发、勇气和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不可能还原成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和算力，也与科技发展水平高低没有内在关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师徒的言行，在不假借超验鬼神的前提下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对此，孔子的形象说法是：“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孔子的学生曾参则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通读《论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是，孔子师徒与所有人一样，知道自己是必有一死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要在必有一死的人生征途中追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该如何度过只此一生的人生？这个根本问题才是教育的伟大立足点。这样的追问点亮主体性，同时具有不离此生而又高于此生的超越性。只有理解了这种超越性的境界，才能够明白孔子为何会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慨。教育者读《论语》，必须同时读出教育的、人伦的、政治的和超越的含义，获得反思、实践和改革的精神力量。唯其如此，教育之道才不会走偏，才称得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作者系四川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中国教育报2023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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