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意义。其修筑的历史极其久远，最早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最早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其时各诸侯国为抵御其他各国以及外族的入侵，纷纷在边疆地区构筑带有防御性质的建筑工事，墙体连绵，形成长城。在冷兵器时代，长城无疑是最有效的军防设施，因此，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王朝，长城的修筑断断续续，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五百年之久。

　　在今天的中国疆域内，长城形成了时代特征鲜明、蜿蜒走向各异的历史文化遗产，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长城是军事防御体系，在军事学家眼里，它是古代战略布局在地理上的呈现，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强大的军事思想结晶。长城又是民族交往的标识，在民族与人类学家眼里，它不仅将农业部落与游牧部落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也在这一线形成民族互市的走廊，是古代民族交往交流的见证。长城恰位于地理分区中的农牧交错地带，在地理学家眼里，也是农业与牧业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因此，它又有了地理学上的价值与意义。1987年12月，长城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首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最具标志意义的文化符号之一。然而，这一文化符号并非今天才被人们发现，长城作为具有文化与地理双重意义的坐标，早在中国古代已然建立，而建立这一文化地理坐标的标志性文献，则借助于中国古代的地理图籍——传统舆图。

　　中国传统舆图，有绘制长城的传统。据李孝聪教授推测，这一传统自唐代贾耽绘制《海内华夷图》应该即已建立，可惜原图不存，无从验证。宋代以来，雕版印刷术普及，印制地图数量增多，便于流通，地图存量的增加也为传世提供了方便。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纸质地图即可上溯到宋代，而在难得保存下来的宋代舆图当中，多数即已绘有长城。但是，这些绘有长城的地图却并非如今天的实测地图一样，给我们呈现出当时地面上的长城信息，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为区分“畿内”与“徼外”而设，或者是教化所及，对“化内”与“化外”进行区别的标尺，更多体现出文化与文明的差异，而非地理实体的体现。因此，李孝聪教授在对每一幅地图进行详细考证之后，在《古地图上的长城》一书中告诉我们，宋代舆图中所绘之长城颇为一致，从辽东半岛斜向西南，横贯今陕西北部，延伸至甘肃洮河，很难确指是哪个时代修筑的长城，而最接近秦昭襄王和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长城。因为北宋与辽、北宋与西夏曾经划界，北宋政府曾铲削秦昭襄王长城，墙外掘壕作为宋夏的边界，这最符合北宋人的地域观念，或者说是宋代儒学思想的一种体现。而在元朝，虽然疆域已扩及海内外，但在其《混一诸道之图》《广轮疆理图》等地图中，仍然保留长城符号，不过长城内外的区域标注却用了统一的字体与符号，表明长城内外已无区别，浑然一体，内外一家。这一古代舆图中长城的绘法一直持续到明正德七年（1512年）《杨子器跋舆地图》中，到了明中期以后九边长城的修筑才改变了长城的绘制手法。

　　《古地图上的长城》（李孝聪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该书尽收海内外所藏展现中国古代长城的古旧地图，收图之全，数量之多，为目前该类图书所少见。从内容上来看，本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雅俗共赏，可读性强。该书既是一部了解古代地图中长城的通俗读本，也是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在内容写作上追求简洁明了，注释较少，且以小字边注的形式，尽量不占空间。全书非常易读，没有过多的引注与生涩的文言，同时又不乏新见。李孝聪教授深耕古旧地图数十载，地图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而此书又特别强调对于舆图的考释，订正了大量以往的错讹。书中图文相参，文字说明的比重甚至大于地图。因此，这部长城地图的著作虽以通俗化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但是文中对于地图的说明文字无不体现作者的研究功力。

　　第二，内容精深，有据可查。全书围绕着有关长城与长城舆图的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即中国古代长城修筑的历史与区域分布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古代地图上的长城如何绘制、表达了什么？中国古代的长城在今天的地理定位与遗存情况如何？书中第一章用引论阐述了中国两千五百年长城的修筑历史，多数经由作者考察，有史有据。而关于中国古代地图上长城绘制的问题，在各舆图中写作更加精深，大多经过考证，从前面的论述已能看出。

　　第三，图迹结合，直观生动。利用今天发达的3S技术，通过长城边堡实地考察和卫星定位，将大部分墙体与边堡进行经纬度定位，不仅可以实现可视化的呈现，进行地理地貌的分析，同时也可以对今天有针对性的长城遗址保护提供图文并茂的参考。

　　（作者单位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