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两个字，落在纸上是再寻常不过了。但于我而言，提起来真是感慨万千。小时候很少能接触到“图书”，我是从听评书、看手抄本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上中学，我把课余时间都交付给了街头的连环画小摊。师范毕业教书了，我又总是把一半的工资换成成捆的书从书店提回家……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小学语文教师、一个读书人来说，“图书”两个字在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怎么说都不为过。

　　师范毕业在北方老家教书的年月，许多学生整个小学期间从来没买过一本新书。所以来南方，看见班班都有图书角，学生随时可以看到喜欢的书，我真觉得是一种“奢侈”。但并非每个孩子都有浓厚的读书兴趣，所以在班级图书角里也会用到一些“兵法”，虽属无奈，但同时也还有些趣味，不妨听我一一道来。

　　破釜沉舟。带一个新班，组建图书角的时候，一开始学生积极性不太高，带来的图书零零星星的，不成规模。我心里有些急，于是跟全班学生说，下周每人至少带一本课外书来充实图书角。有多少本书，本人就当众做多少个俯卧撑，决不食言！全班一片哗然，反应快的孩子已经开始相互商量着要多带几本书了。到了周一，全部图书堆到讲台上，一共76本，我规规矩矩地双手撑地，一口气把76个俯卧撑做下来，学生先是一齐数数，继而欢呼声掌声不断。我起来拍拍双手，宣布图书角即日开张。

　　欲擒故纵。记得有次考完试，有学生急着打听分数。我在班上讲了一个故事，唐代有个诗人，曾经把自己的诗作交给当时非常有名的大诗人看。之后他也急于知道大诗人作何评价，但又不好直问，于是就另写了一首小诗送去。诗里写一个新娘，第二天早上要拜见公婆。于是认真地化了妆，娇羞地问夫君，自己画的眉毛是时新的样式吗？诗人借这首诗很隐晦地表达了想要知道结果之意。学生听了都觉得有趣。然后我说，反倒是因为这样的一首小诗，因构思巧妙而流传千古，你们一定想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是哪一首吧？我先不告诉你们。但是咱们图书角有几本关于诗词的书，里面就收了这一首。之后的事情跟我预想的一样——图书角里的几本诗词集立刻成了热门图书，朱庆馀的这首诗也当然地被翻出来，被许多学生记住。

　　浑水摸鱼。我们开展“共读一本书”活动，读的是《城南旧事》。学生们买的版本有五六种之多，于是，我就“挑”起了版本之争。我说，我最喜欢的是一本摄影插图版的《城南旧事》，里面有许多北京胡同的黑白老照片，既欣赏了老北京的建筑，也非常契合书中浓浓的回忆色彩。许多学生对我的观点感兴趣，但有女生说，喜欢比较纯净的文字版，也有学生提出另一种版本里有许多林海音不同时期的照片，还有她的家庭、生活、写作介绍，有助于理解这本书。一番争论后，学生们开始对不同版本的同一本书有了深入了解的兴趣。

　　移花接木。信息时代，如何做好文字信息与多媒体信息的嫁接，需要一些引导。像上述的《城南旧事》，我们在看完图书之后，又欣赏了吴贻弓导演的同名电影。我还利用一个学期的电视文化时间，带学生们看完了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作品《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当他们沉浸在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枞树、苍鹰、山羊的风情里，感动于故事主人公无比善良、纯洁、坚强、乐观的友情时，我不失时机地推荐他们阅读瑞士作家斯比丽的原著《海蒂》（《阿尔卑斯山的少女》由此书改编），让学生们的审美视角，从声光电的多媒体形象转移到纯净的文字中来，感受原汁原味的阅读快感。

　　空城计。让学生们喜欢书、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用教师的读书热情感染他们。常常是下课了或者学生自习的时候，我就踱到图书角，用心地翻看每一本书。比如《唐诗三百首》，我刚毕业在乡村小学教书那些年曾经整本地背过，现在翻看仍然兴味不减。我知道不少学生在偷眼看我呢，就像城门外司马懿的大军在看着城头上弹琴的诸葛亮，这个时候是万万不可走神的，我了解也相信这个年龄段孩子们的模仿能力。

　　反间计。我在班级图书角的读书行为，常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比如读到我认为对学生来讲值得一看的部分，就会做上标记，甚至批注。我也会把自己喜欢的或者认为学生们值得一读的好书买来放在图书角，比如《森林报》《林中水滴》《猎人笔记》等。我不怀疑在我离开教室后，学生们会关注到图书角的这些内容，并由此生发兴趣，喜欢上这些真正的好书。当年蒋干渡江夜访周瑜，与之同榻而眠的时候，不也是对周瑜故意遗漏在桌上的书信如获至宝吗？

　　读书，从来都是一件自然而美好的事情，此等“兵法”，能不用，倒是最好啦。

　　（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三鑫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