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弟有心，一直珍藏着父亲遗留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还有一本《农业生产手册》，都五十多年了，品相还很好。二弟说：“其实还有大叠粮票，但不知弄哪儿去了。”

　　翻开《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父亲的圈画清晰可见，最后一篇还作了旁注，有“71.2.23学习”“回家全部看完”等字样。我猜测，那一天，那么年轻的父亲，参加单位的集体学习，结束后领了任务：下次作汇报交流。

　　我看过父亲的档案，“文化水平”一栏标的“初小”，即“小学四年级及以下”。记得奶奶说，父亲上过村里的学堂，但主要还是后来当兵入伍接受的文化教育，“懂了一点儿字一点儿墨”。退伍后，父亲被安排在人武部门，成为公社干部。

　　一辆自行车、一个干粮袋、一把驳壳枪，这是父亲的工作装备。作为人武部门干部，父亲除了民兵训练、征兵、边防这些日常事务，还需下乡服务农业生产。这本“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农业局编”的《农业生产手册》，应该也是单位配发的“公社干部必读书”。

　　手册厚达730多页，我前前后后翻了几遍，未见父亲的一画一笔。父亲只是翻翻便放下了吗？这是有可能的。父亲自小就学会各种农事，身体是农民的身体，语言是农业的语言，动作是农具的动作——下乡服务，这些“童年经验”刚好用得上。

　　父亲并非不信任“书本知识”。每每下班回家，架好自行车，藏好驳壳枪，父亲就翻开干粮袋，掏出糖果、饼干，有时还有几份报纸杂志。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亲调到县里某部门，带回家的读物多了一些。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在一所乡村学校做代课教师，工资微薄，但还够阅读支出。县城的报刊门市部，从此多了一个“富有”的读者，除《名作欣赏》之外，《写作》《读书》《诗刊》《星星》《小说选刊》《福建文学》……每期遇见我都买。那是多么“六畜兴旺”的杂志时代啊！

　　多年以后，读以色列“国宝级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书，其中一本是他和他的女儿、历史学家范妮亚一起写的《犹太人与词语》，我像父亲那样，作了圈圈画画，有两句是：“失去了神龛与烛台，留下的只有书。”“当你从集体灭绝和大屠杀……里逃生时，你只带着孩子和书。”

　　父亲的书，两本足够。有“哲学”，有“农业”，这地就不会荒芜。感谢二弟许我带走，我把父亲的书，和我的“作家证”一起收在书房的抽屉里。一些朋友对“作家证”嗤之以鼻，我自珍惜。天养诗，诗写天。那是我一字一字读出来、一句一句造出来的。狄金森说，“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那样，把人带向远方”。作为“血统文本”，父亲的书，是船，助我转身成海，让我懂得了在满纸风雨交加的修辞中，给一条河回信，为一阵花落回头。

　　（作者系诗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