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孟子》“大孝终身慕父母”一句觉得奇怪，孟子为什么把孝说得这么轻，依恋父母不是很平常的事吗？天命之年渐近，再读孟子这句话，却不能不觉得惭愧。

　　父亲十六岁教书，当了四十三年的农村小学教师。我随他住校读书，他教我五、六年级的数学，既是严父又是严师，就像《金翼》里的黄东林，“他的命令就像帝王的圣旨，只能服从”。他对我的学习要求尤其严格，比黄东林更强烈地“意识到让孩子接受教育对他以后的生活是多么重要”，虽然我现在因此受益，但我一直抱怨父亲对我过于严厉，很少有依恋他的感觉。

　　父亲的严厉深深地刻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夏天的校门口总有卖冰棍儿的，父亲极少给我买，我只好守着看。有一回，卖冰棍儿的人要给我一根，我不敢要，赶紧跑开。卖冰棍儿的人没追上，只好把冰棍儿放在旁边的窗台上，让我自己拿，但我畏于父亲的威严不敢去。等到放学无人时，我偷偷去看，窗台上只剩下一张冰棍儿纸、一根木签和隐隐的湿印了。

　　我的表姊妹都是父亲的学生，她们对父亲最深的印象也是“严”，上课扎实，对学生要求严格。

　　四姐是我的表姐，也是我的同学。她记得父亲会详细讲解数学试卷上的最后一道题，只要有人举手说没听懂，父亲就会反复讲，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听懂。我拿四姐的话说给父亲听，父亲说，那是道加分题，那时候小学升初中，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升学率，没考上的只能留级重读。

　　父亲擅长教高年级数学，所教的班经常在乡统考中位于前列，他也以此为傲。被问及经验，他说自己曾经钻研过一本《算术难题选》，把里面三百多道难题都解了出来。

　　父亲的严还体现在严谨。小学的课桌是双人桌，到了期末统考，要一人坐一张课桌，一间教室的不够，就要把两间教室的合到一起。一、二年级课桌矮，第二学期开学前，父亲就去教室把弄混的课桌分年级摆整齐，课桌四个腿不齐平的，还要把长的桌腿截短。

　　《三字经》说：“教不严，师之惰。”父亲以严格要求学生闻名和自诩，我现在也是一名教师，深知教师在严格要求学生的过程中，自己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父亲不仅对学生要求严格，在他23年的校长任上，治校也非常严格。20世纪90年代，父亲为学校制定教学质量奖惩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有老师因所教班级统考成绩不理想没有获得奖金，对父亲颇有微词，但父亲自认为大公无私，坚持这么做。父亲名我以“耿”，当是他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寄寓。

　　因为父亲的严厉，很多学生都怕他，我对他也有些畏避。记得一次初中放学回家，他下楼、我上楼，我见他来，低头走过。这时，他叫住我，谦和地说，平时碰见，不必每次叫爸爸，但是从外面回来，看见了还是要打招呼。

　　父亲平日里寡言，但随着我年岁日长，他有时也会谈起自己的过往，特别是后来我读他58岁时写的自传，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父亲写的自传跟他本人一样，初看觉得枯燥，原因是里面记录了大量的具体信息，例如哪一年到哪所学校任教，同事有哪些人，学校有几个年级几个班，学生人数多少，教室多少间，学校周围的地理环境，自己所教的班在乡统考中名次如何，当年自己拿多少工资，等等。

　　但自传中有一处让我颇为动容，那就是父亲二十多岁当民办教师时，为了赚钱补贴生活，和几个朋友去靖港抢收早稻的故事：

　　“走到王泉山，天已黑了，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对口单位。无奈之下，我们在河堤一侧铺上凉席，准备在那儿过夜。福宏、旭明、我一起唱歌取乐，河堤下乘凉的本地人鼓起掌来，要求我们再唱。我们说，口渴了，你们给我们水喝，我们再唱。”

　　母亲说，父亲是个有点儿“古气”的人。所谓“古气”就是很严肃，不和别人说笑话。如果不读他的自传，我都不知道他还有过“唱歌取乐”这样的跃动时刻，更不知道父亲居然在20岁到35岁这段时间里喜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苦菜花》等长篇小说。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每天都会一脸严肃地读报，读出声来，我从未想过文学与他有什么关系。

　　1979年是父亲的转折之年，他在这一年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并担任校长，但他80年代的生活并不轻松。母亲说，那时候只有校长，没有教导主任，什么事都要管，还要教五、六年级的数学和体育，到了周六下午还要背我回老家种田。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父亲为了筹措资金修缮学校，还号召同校教师和他一起，主动降低福利待遇，把钱用在修缮上，部分教师有时也抱怨，但父亲说，他一看到学生冬天伏在冷冰冰的水泥板上写字，吹着北风，他就不得不坚持这么做。就这样，校门、围墙、厕所得到了新建，“50%的水泥窗框架换成了木框架，补齐了窗户玻璃”，父亲在自传里这样记录说。

　　等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校园环境颇为改善。印象中，父亲和老师们带着高年级学生在校园里挖坑种樟树，夕阳下，我骑着竹竿飞奔；春天里，新翻出的泥土混合着樟树叶子的气息弥漫着整个校园。

　　一个严厉的人是不易让人感到衰老的。我第一次感到父亲的衰老是考上大学那年，父亲走在坡上，弯腰曲背，手臂垂下去，随着脚步摆动，像一只老猿。

　　前年寒假的一个清晨，我准备赶火车返京，临行前，父亲小心翼翼地跟我说：“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说话的时候眼眶湿润，语气不仅是商量，甚至有点儿请求的谦卑。

　　“人生很短暂呢，过好每一天。”听到这句话，看着眼前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的父亲，我心里一颤，赶紧转身离去，怕自己流出泪来。过年走亲戚的时候，父亲非常伤感，说是走最后一回了，他是担心不能再见到我了。

　　很久以来，老父亲的话都没引起过我的触动，但这句普通平常的话，两年来一直在我心里盘旋，总觉得有意味。那又是什么呢？奥勒留说：“把每一天都作为最后一天度过。”皮埃尔·阿多解释说，“这指的是，要意识到我们还在经历的这个当下时刻具有无限的价值”，“要用极其强烈的方式生活”。

　　什么是“极其强烈的方式”呢？回顾父亲的大半生，我想那就是：严肃地对待生活。父亲严格要求他的学生、严于治校、严于律己，在他的严肃、严厉、严格、严谨里，有他的理由、动力与意义，有他的被动与主动。他或许并没有很好地做到“威而不猛”“廉而不刿，直而不肆”，但作为严父与严师，他在严肃地对待他的人生。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