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 　　韩大伟（David B. Honey） 著 　　李真 程钢 管永前 主译 　　大象出版社2024年2月

　　2023年7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

　　何为汉学？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学术桥梁，汉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本版特邀《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一书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李真，带我们一起了解汉学的前世今生。 ——编者

　　一

　　几千年来，在中国与欧洲各自的灿烂文明之间，不断发生着从间接到直接的接触、交往与互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形成横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块块浮冰。如何才能凿开厚实的冰层，怀着同理之心来拥抱和理解彼此？如何认真研究双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为不同文明的和睦相处、交流互鉴架起沟通的桥梁？

　　对西方学界而言，汉学，正是对中国文明进行真诚探索的一代代有识之士所为之努力的学术志业。汉学（sinology，又称中国学）是指在域外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以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多种学问之集合。已故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曾在《国际汉学》1995年创刊号上发文说：“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世界发生过重大影响。东学西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汉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事业，中国文化属于全世界。”

　　中国文化和有关中国的知识通过海外汉学家的介绍进入到其他文明，由此开启了对象国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之旅。这种认知既有真实的知识传递，也必然包括因文化碰撞产生的误读，尽管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不可否认这也构成了他们各自文化史的一部分。

　　二

　　如果追溯域外汉学的源头，要回到中西初识的原点，回到大航海时代，在充满了冒险与激情、交流与碰撞的历史中，去梳理西方关于中国知识的脉络，去回顾双方从器物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了解过程。自古以来，中国的中原文化与西北各民族文化就以各种形式发生着交流，这些民族又与中、北、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发生间接的接触，使得亚欧大陆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接。随着草原之路、玉石之路的形成，中西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开展，通过亚欧腹地游牧民族的口耳相传，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著作中亦开始出现有关中国的零星记录。但在这个阶段，中欧相距甚远，尚无直接往来，遥远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说，存在于他们无尽的想象之中，还是一个传说中幅员辽阔的东方文明之邦。

　　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带来了世界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双向流动与迁徙，搅动了整个亚欧大陆，将原来因为地理、政治、经济、信仰等因素相互隔绝的地区暂时串联起来。这一时期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历史给予了中西方一个相互了解和认识的重要契机，西方和阿拉伯的不少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沿着汉唐时期所开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部分人在此旅居，有些还担任过元朝政府雇员。他们归国后，记录和转述了在华见闻，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回忆和故事。正是这批游记，将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展示在世界面前，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乃至东方的信息。

　　《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这批东方游记中最负盛名的一部，虽然学界对其真伪仍有一定争论，但不可否认它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座高峰。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这部游记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史也是在文艺复兴的大潮中大放异彩。它大大拓宽了当时欧洲人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传统世界观，描述的那种繁荣富庶的中国景象成为一种新生活的象征，激发了欧洲人长期受到中世纪宗教观念禁锢下被压抑的世俗欲望，催生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像哥伦布、达·伽马等著名航海家都是该书的忠实读者，怀揣寻找“大汗之国”的梦想踏上征程，却意外发现了新大陆，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15世纪末，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中西交通再度复兴，展开了文明交流的新纪元。这一阶段，以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西班牙从海路到访为主，中国重新经由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外交使节的笔述口传再次唤起了欧洲人的注意。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精神兴起，这些新文本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史料的真实性和描写的精确性在提高，传奇和想象的因素逐渐减少，其中较著名的包括皮雷斯的《东方诸国记》、佩雷拉的《中国报道》、克鲁斯的《中国志》、德·拉达的游记等，集大成者则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是16世纪西方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最全面详尽的著述，在其后差不多一个世纪里被欧洲人奉为“前汉学时期”描写中国的经典之作。

　　晚明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来华后，对中国有了较为长期而固定的观察。他们对中国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探索，由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等一般性概况，逐渐发展成对中国哲学、历史、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还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成欧洲语言，西方人自此可以通过比较完整的一手资料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接触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所以，西方真正对中国展开深度研究正是肇始于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其特点是在空间上将漫无边际的东方集中到中国一地，在内容上从近于神话传说的传奇描述转向真实直接的实地考察。他们撰写编译的中西文汉学作品一直吸引着欧洲各国知识分子，许多著名学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等都深受影响。由此，中国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反思自我和内部革新的一股强大外力，成为重新诠释与解构欧洲文化的他者。互动的交流，相互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汉学发展的根本性特点。

　　1814年，法兰西学院聘请雷慕沙担任首任“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学术体系中正式确立。在专业汉学阶段，汉学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随着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立、专业学会的建立、学术刊物的创办和大量一手文献资料的收集，汉学逐渐从早期偏重于追逐异国情调的叙述发展到全面而深入的科学实证研究。研究主体开始转移到欧洲各国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专业学者身上，研究地点也从原来旅居的中国本土逐步回归到了欧洲大陆。这些专业研究者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运用到汉学研究中，大大拓展了以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和成就。在专业汉学时期，欧美各国涌现出一大批成果卓著的汉学家：西方专业汉学的奠基人、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以翻译中国经典而闻名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第一部汉英双语对照字典《华英字典》的编撰者、英国汉学家马礼逊，英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的《红楼梦》译本的译者、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及其弟子闵福德，由叙事史学向区域研究转变的代表人物、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他们为沟通中西、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

　　汉学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接触、交流的历史，也是外国学者借由他们的文化精神来认识、理解、研究、解读中国文明的智慧结晶。从中世纪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东方游记中描绘的天朝上国印象，到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逐步形成的传统汉学研究，再到19世纪上半叶在一批学院派学者的推动下转化为专业汉学，汉学作为一门综合了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和历史的专门学科在欧洲学术体系中正式确立。20世纪以来，传统的以古典文本研究为主的汉学渐渐向“中国学”转变，从关注文史哲延伸到以区域研究、社会科学和多元学科的方法来探讨中国课题，反映了国外对中国的兴趣和研究的新趋势。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都成为今天中国研究的重要对象。汉学家（中国学家）基于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知识架构、理论基础等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诠释，让我们在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对自我文化的审视和观照。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恰恰体现在中国学术与汉学的跨文化对话过程中，这个过程有认同、有批评、有碰撞、有反思、有理解、有调适。海外中国研究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助推力，作为不同于本土知识体系的另一种学术体系，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性的知识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自我学术发展与嬗变的认识，丰富我们自身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汉学史上曾发生了中国和西方学者之间的知识环流和学术对话，而汉学扮演的正是文化之间的“翻译者”和“阐释者”，成为沟通中国和西方的桥梁。沟通不应仅仅是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以西方的方法整理中国的材料；也不应仅仅是单纯的“输出”和“输入”，更多的应该是在交流中展开对话，在对话中反思自我，从而完成对人类文明的共同创造。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

　　延伸阅读

　　美国当代汉学家韩大伟的《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以下简称《西方汉学史》）采用“汉学谱系”的脉络进行思路安排，以文献学的各个学科如注释学、金石学、历史音韵学、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为经，以法、德、英、美等国著名汉学家的小传和重要作品评述为纬，经纬交织，按时间线和主题进行了明晰的划分，使得读者能够在阅读的旅程中，逐步构建起对西方汉学全面而立体的认知。

　　《西方汉学史》是韩大伟从传统文献学视角探究西方汉学演进历程的学术代表作，在海外汉学领域具有较高的声誉。全书勾勒了西方汉学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对国别差异和各自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总结。序章有专门对汉学定义及范畴和研究范式的讨论，使读者能更精准地理解全书的框架与研究方向。所列举的汉学学派和人物极为丰富，分析讨论具体而深入，凸显了欧美各国主要汉学家在汉学发展史上各自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力。书中不仅详尽梳理了西方汉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还探讨了从传统汉学到现代中国学的转型与裂变，以及当代域外有关中国的学问之发展趋势，提出了作者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冷静观察与深邃思考。全书为理解西方从古至今对中国所展开之研究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充分展现了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视角，巧妙地融合了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汉学史研究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