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叶澜教授首创并持续主持的中国“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分别达30年、20年，在“30·20”周年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评价：当代中国教育与教育学研究走出了一条学术原创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在之前（2015年、2018年）举行的叶澜专著《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中、英文版）学术研讨会上，中、加、美、荷等国学者提出：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既有学校实践，又有哲学思想，是有力量、有温度、有品格，能走出国门且“站得住”的中国教育学人的自主创造。

　　这条路是如何走出来的？理论与实践如何交互生成？

　　首先，深厚的教育学学术功底，这是进入实践做变革研究的前提。

　　叶澜自小受身为教师的父亲之影响，认为“做老师好”，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华东师大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教育系乃当时全校“第一系”，名师荟萃。叶澜系统修习教育学、中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等专业基础课程，“科班出身”打下基本理论和理性思辨的功底。毕业留校后，她不断学习、反思、重建，致力于“补缺”和自我超越，先后出版《教育概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等专著，学术台阶清晰、坚实，不断为中国教育学争气。“学术是我的第一生命。”叶澜如是说。

　　叶澜秉承前辈学人风骨——“学科发展的担当，严谨扎实的学风，孜孜不倦的汲取，开辟领域的胆识”，勇闯教育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之路。从重识教育基本理论的真理性开始，到理论适度先行，与愿意改变的校长教师们开展大中小学合作研究，这条理论与实践同生共长的路，一走就已三十多年。

　　其次，真诚投入，读懂实践，发现问题，努力创造，推进社会转型时期的实践变革，形成新质理论，这是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的关键。

　　叶澜是当代知名教育学家，也是学生、合作者们亲敬的“叶老师”。她有自觉的“读懂”意识和强大的“读懂”能力。千差万别的学生、教师、学校，被她读懂、点化，不断变得更好，由此心生敬服，“亲其师，信其道”。

　　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叶澜与研究团队始终坚持“读懂”为先：读懂时代，自觉投身教育改革研究；读懂学校，自觉开展整体转型变革；读懂教师，自觉提升教育创造的智慧；读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自觉共生、构建新型关系。

　　教育实践具体、变动、复杂，需要真诚投入，练就读懂之功，需要有整体综合、互动生成的复杂思维。“读”得懂、“合”得来，才会在合作中创造新实践、生出新理论，理论与实践才能“合”得久。参与“新基础教育”研究的中小学教师，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新基础人”，他们常常是叶澜新思想的最初聆听者。她带着体温和实践芳香的文章，既深刻又令人倍感亲切。做真研究、有大智慧的叶澜，深得大家的敬重、信赖。师生情、合作义，成了一辈子。

　　叶澜在实践研究中，从未忘记理论建设之责。在一定意义上，她是为中国教育学建设而进行实践的。20世纪80年代，叶澜提出：加强教育学的学科“自我意识”需要“上天入地”。此后，她与志同道合者主动进入学校实地，持续开展深度合作研究。在此过程中，系统重建教育教学的价值、过程及其评价，旨在更新师生的在校生存方式。其间，她先后发表《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学校“转型性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等与变革实践直接相关的论文。同时，扎根学校“家园”，提出中国教育学的原创问题，对中国教育学做“世纪审视”，直至创生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出版《“新基础教育”论》《回归突破》等专著和系列丛书。

　　最后，理论与实践的交互生成，从发生在主体之间，变成个体内在的化生力，这是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更高层面上理实互生的持续保障。

　　叶澜以理实互生之功，与大家创造出理论与实践转化的中介，包括“发现问题就是发现发展空间”“‘捉虫’与‘喔’效应”等新教研文化，“教结构用结构”“三放三收”等新方法策略，以及“研究手册”“指导纲要”等，为实践者提供“脚手架”，助其更新内在理论，努力“依教育所是而行”，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自觉开展研究性变革实践。现在，很多合作者成长为本土教研指导者，自称是叶澜的“编外研究生”。叶澜以教育的方式做教育学的学问，这对后学者具有切实的身教作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学建设中的“老大难”，解决难题才能突破前进。在此意义上，叶澜有怀特海所言的“难题情结”。如今，她正沉浸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读与会通之中，为中国教育学发展所需的“方法论再探”而努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