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党和国家及教育部门近期出台多个政策文件。如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明确指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2022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聚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引导学生明确人生发展方向，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政策的陆续出台，为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托和实践指南，引领了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双减”政策深入贯彻的新路径。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广大教师的辛勤付出。因此，这些新的政策部署，成为教师必须全力面对的新挑战，也成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新契机。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教书育人任务，使教师队伍质量成为当前“双减”政策与新课程标准落地的关键。教师群体在面对新教育政策、新课程标准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契机，自身素养和角色、工作价值和地位、专业发展等问题均需被重新审视。例如，能否培养出可以切实贯彻“双减”政策、创造性执行新课标的中小学教师？如何使教师在育人的同时提升自身素养？这些都需要我们厘清以下问题。

    “双减”政策是我国教育立足国情，针对中小学学业负担沉重这一世界范围的难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其实施效果，直接受教师专业素养的影响。

    中小学学生和教师负担问题不是个别国家存在的个别现象，也不是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短暂问题，而是一种较为广泛的教育现象和社会问题。我国从1955年《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开始，国家和地方层面颁布多道“减负令”，引导中小学育人方式的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减负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校和教师关注学生学业质量提升，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改革开放后减负的重点是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上学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当前关注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目的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同时，注意减轻中小学教师的负担，突出体现了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深化。

    减轻教师负担，在制度层面加强了教育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同时促进了中小学教师管理制度建设体系趋向完善。对于中小学教师负担问题不同国家政府、学界专家等就此推出了具体的实践策略，产出了大批富有见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教师负担的看法基本一致，即主张为教师减去不必要的负担。究竟何为教师不必要的负担、减负要减的是何种负担、减负的价值取向如何定位等问题，则因国内外的研究背景、社会因素、政策制度、群体习性等的差异而不同。我国“双减”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颁行，成为当下研究教师负担的基本背景和前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强调，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伴随着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其实践价值和研究价值必将逐步呈现并反馈在对“双减”政策、新课程标准等教育政策的实施中，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双减”政策及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的出台，推动了相关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

    教师负担一直是影响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学业质量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双减”政策与各学科新课程标准相继出台，使得教师群体及其负担问题被再次关注，并因“双减”政策和新课标的实施而广受讨论，成为舆论热点。

    国外对教师负担的研究大都从其内涵、影响因素及负担来源、负担过重的消极影响、教师减负的意义及策略等方面展开。比如，有英国和美国学者从教师负担的内涵出发对负担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有限的教学资源和过多的非教学任务会降低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有日本和美国学者通过实验和实证研究发现，繁重的工作量会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此外，国外学者还从教师职业倦怠方面进行研究，大多通过开发教育评测量表来研究、展示、呈现教师负担问题，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玛勒斯和杰克逊开发的职业倦怠问卷、德国心理学家德莫罗蒂（Demerouti）开发的枯竭问卷等。

    国外对教师负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生理学家塞尔利对心理压力进行研究，“压力”一词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研究开始涉及教师由于工作问题而产生焦虑不安的事实。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基里亚克和萨克利菲在《教育评论》发表了一篇关于教师压力的研究文章，教师压力或教师负担作为论文的主题出现，教师负担问题逐步成为全世界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伴随着政策推进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些新的理论成果不断推出。综合来看，在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上，理论层面的宏观探讨较为多见，行之有效的具体策略方案研究还有待加强。研究者大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展开，实证研究、深入扎实的实践调查研究、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有所欠缺。在研究的目的和研究范式上，当前教师负担研究的着眼点是“基于学生发展”的教师减负，基于“教师与学生共同发展”的教师减负研究尚需加强，从教师本身出发的、以教师发展为归宿的具体研究亟待生成。

    高质量的教师减负研究和实践，成为推动“双减”政策深入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

    “双减”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师的负担，要正视教师负担存在并新增、变化的基本研究事实。同时，全球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及各类教育软件工具的广泛运用，引发了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教师价值功用的不可替代性、教师的专业性再次遭遇质疑和挑战，这些也带来了教师群体的集体焦虑。

    基于以上的研判，要改变我国教师负担研究的惯习逻辑和单向思维路径。具体而言，我国已有教师负担研究主要是为了确保教育政策落地、减轻学生课业压力。这种研究有助于政策的推进，提升了教育质量，美中不足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主体地位。“双减”政策的落地，呼唤以教师为中心的研究的深入，今后的研究应尽快打破教师负担问题的研究模式，转变研究思路，从基于学生减负与发展的单向教师负担研究转为基于教师与学生共同减负、师生共同成长与发展的教师负担研究，努力构建减负增质、师生共育的良性健康的教育生态。

    目前，就“双减”政策和教师减负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减”的初衷和归宿是“增”，即减负是为了增质。但是，这里的“质”，不仅包含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素养品质的提升，还应该包括教师群体生存质量、专业情意、能力素养、道德品格等多元主体、多个方面的共同增强。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再看“教师负担”一词，尽管从构词法上属于偏正结构，即“教师”的“负担”，却不是仅靠教师单方面就能解决的问题了。这种多重因素的影响，让我们认识到，教师负担的消减和教师队伍质量的提升，需要来自政府、社会、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多方主体达成共识、形成合力；需要在认清现代教育特点的基础上，共同支撑、构建“双减”背景下减负增质的教育生态，从而为我国当下和今后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教师专业发展等举措，提供更加丰富、深远、具有国际借鉴价值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系陕西师范大学，吴婷婷系该校博士生导师，本文系202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双减政策背景下陕西省中小学教师负担研究”[2022P04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