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文化周末
2025-01-17 星期五
《司马相如西南行》:
文化交融与历史意义的深度阐释

  读王军的《司马相如西南行》(成都时代出版社),我的脑海里突然涌出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的一句话:“传叙文学是文学,然而同时也是史;这是史和文学之间的产物。”《司马相如西南行》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讲述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纯“故事书”。历史是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但在历史叙事的路途上,作家对史实意义的热烈追寻和深度阐释,远远超越了传记叙事的历程。基于此,我们探寻的目光也必须有所转挪。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北击匈奴,南平南越。在扩张与统一之宏大战略背景下,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了从西南地区经牂牁江可通南越的通道,建议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西南地区地理位置独特,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文化风俗相对中原文化别具一格。汉武帝为何选中司马相如开征西南夷?恰如王军在书中的分析:首先,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在描绘大汉帝国的强盛与疆域辽阔时,蕴含着对天子权威的尊崇以及对国家大一统的向往,与汉武帝积极开拓疆土、实现政治一统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其次,司马相如出生于蜀地,知晓当地各民族的生活习性、文化传统,能更有效地推行汉朝的政策与法令;此外,唐蒙开辟“南夷—牂牁道”过程中因征调巴蜀民夫等事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与恐慌,司马相如撰写《喻巴蜀檄》安抚民心,也让汉武帝看到了他在处理西南事务上的政治智慧与大局观。

  司马相如从成都出发,首先抵达重要城镇临邛,这里商业繁荣,地域文化独特,也是他曾与卓文君相遇的地方。过临邛便到古青衣羌国地界。古青衣道是战国时期形成的民间商道,当时称蜀身毒道,当地文化有着浓厚的山水田园特色,建筑多采用干栏式结构,宗教信仰则融合了古羌人的原始宗教与周边地区传入的佛教、道教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民间信仰体系。古旄牛道则是西南地区与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多种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当地更多地展现出高原与山地文化特色,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畜牧业为主。

  在西南行过程中,司马相如与数十个兄弟民族进行广泛交往互动,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民心的举措,促进西南各民族和平地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

  司马相如的一系列行动,使汉王朝的统治力量深入西南地区,极大地拓宽了汉朝的疆域范围。在后续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政治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变与完善。在汉朝之后的历代王朝,都依据司马相如所奠定的疆域格局,进一步设立郡县,派遣官员,加强对西南地区的行政管理,使之在政治上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形成统一的政治整体。同时,司马相如的西南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与中原乃至东南亚、南亚、西亚的经济交流,邛都的铜铁、蜀地的丝绸、西南各地的香料药材等,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运往中亚和西亚,西南地区的经济逐渐融入更为广阔的区域经济体系,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

  在文化传承方面,司马相如西南行也具有深远意义。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生动的历史例证。例如,民俗方面,西南地区的一些特色节日与中原节日相互影响。艺术领域,西南地区的歌舞艺术与中原音乐舞蹈相互交融。这种文化传承与融合的过程,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王军在《司马相如西南行》中放弃了小说式的叙事,而以大历史文化散文的笔法,以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开辟西南丝绸之路、促进西南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功绩为主体,通过回忆穿插与其西南行有关的经历和时代背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为立体的司马相如形象。书中难得的一些叙事片段,比如阳光庭院中的击剑少年等,以司马相如自己的回忆画面呈现,再无更多的日常场景呈现。至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作者更是大胆割爱,而是着重聚焦于其在政治与民族融合方面的作为。或许在王军看来,人们往往只知道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或更进一步学习过他的大赋篇章,却浑然忽略了他的政治家角色。以司马相如在西南行中的作为彰显其非凡的政治远见与高超的政治智慧,塑造和还原好他的政治家形象,这才是王军在这部作品中要力求做到的。例如,司马相如以沟通协商的和平方式使众多部落归附汉朝,体现了他在外交与民族事务处理上的睿智;他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促进经济交流与文化传播,更从政治上加强了汉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与管理。

  除了对政治家形象的叙说,王军还展开了对司马相如文化使者这一形象的叙说。司马相如积极促进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西南地区的多元文化,主动将中原文化的精华引入西南地区,同时也把西南地区独特的文化元素带回中原。以历史浸润当下,王军呈现的司马相如“政治家+文化使者”这一形象,在承接历史传统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意识,在当今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广阔背景下,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书中还反复提及《史记》。对于这样的典籍,历史学家当它是历史著作,文学家却又当它是文学著作。王军从历史出发,严谨却又不拘泥于历史,他在描述司马相如的西南之行时,将各种历史事件、地理风貌、民族风俗等元素巧妙融合,细致入微的描写让历史人物与事件鲜活起来,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常常代入其中。书中诗化的语言自带美感与浓郁的抒情性,让作品兼具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感染力。传记永远不会只有一种,更不能模式化或程式化,传记写作仍然需要不断创新。《司马相如西南行》在文体上的突破,也为其他历史人物传记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作者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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