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飞速发展，在支撑国家战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相比，职业教育研究仍存在“散”“弱”“虚”等问题，对职业教育实践的指导性与支撑性作用有待进一步显现。职业教育研究并不完全依赖教育学研究体系，而是在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定位框架下，遵循其特定的学理特征与典型范式，具有取向多元、学科跨界、扎根实践、时空分异等特征。

　　取向多元性。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更多关于教育本身，探寻教育规律、服务教育治理、指导教育实践、提升育人水平。而职业教育的外部性特征，特别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的紧密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研究既要服务职业教育内部的理论建构、人才培养、院校治理、政策制定，还要体现职业教育外部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涵盖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服务产业发展、服务企业“走出去”、服务职工技能水平提升等工具性取向，以及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等人文性取向。这就是说，职业教育研究要关注多方利益、兼顾多方诉求，除了循证研究为政策制定建言、行动研究为一线教学助力、个案研究促进规律总结与模式推广外，还需服务好产业、乡村、职工等对象，如在产教融合研究中不仅要从学校视角探讨如何推进“五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要立足产业立场，关注企业的利益达成度；职业教育教学研究除了聚焦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外，还要关注其全职业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

　　学科跨界性。职业教育强调服务区域产业发展、鼓励多主体投入办学、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注重技能培训等社会服务，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研究必然产生多学科交叉融合。例如，关于职业课程开发范式的研究，涉及产业需求调研、生产过程对接、职业情境再造、工作过程系统化方法等对象，牵涉了产业经济学、工学、职业学、企业管理学、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等跨门类学科；关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研究，涵盖“利益关系、资源配置、投入产出、组织管理、政策保障”等研究重点，覆盖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法学等跨门类学科。为此，职业教育研究者应具备“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的广阔视野与卓绝洞见，培育跨学科知识结构和整合研究能力；还要组建结构化研究团队，加强跨学科沟通交流，促进学科融合型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扎根实践性。比较教育方法论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双元制”、美国“社区学院”、澳大利亚“TAFE”、新加坡“教学工厂”、英国“BTEC”等模式曾一度被学者热捧，并在国内推广应用，但也难免出现“水土不服”情况。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需要“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与规律提炼。扎根职业教育教学一线的探索实践与行动研究，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石。这种扎根精神不仅体现在工具层面调查、访谈、叙事、个案等方法的应用，更要求研究者扎根一线的人文情怀与情境沉浸。各级社科研究基金委和教育类核心期刊杂志社也应给予职教一线教师更多倾斜，更关注科研项目及成果的实践价值，而非文本的话术质量本身。同时，职业教育研究也要注重在实践中的成果转化，解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社会服务、院校治理等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推进职业教育实践的持续改进和创新。

　　时空分异性。职业教育研究因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而异。一方面，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下，产业快速迭代更新催生了职业岗位、工种以及工作形态的不断演变，职业教育在对接与适应产业变革的进程中动态发展。职业教育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紧密关注职业教育发展前沿动态与趋势，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组织上持续革新。另一方面，我国产业布局多态、地域差异鲜明，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与之相适应地“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研究不能全国一套体系、一种范式、一个样板，简单复制推广粤、苏、浙、津等先进地区经验做法；而应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梳理各地共性和特性职教发展规律，厘清理论与模式的适用边界，提升职业教育研究的细分度与精准性。

　　（作者施星君系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张其亮系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