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宣传思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百年党史中，宣传思想工作在壮大革命战线、激发革命热情、提升革命觉悟、建设革命文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打开了革命新局面，助力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向导》的创办就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典型。

    《向导》是1922年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向导》影响下，很多进步青年接受了革命洗礼，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在《向导》上撰写了若干篇重要文章，其中包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

    《向导》周报的创办与发行

    1922年9月，《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文章明确提出了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最后称：“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向导》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编印发行，在巴黎、东京等地设有分销处。最初发行量1000份左右，后来逐渐上升，最高发行量达到10万份，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向导》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各地通信”、“读者之声”等栏目，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文章大都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针砭时弊、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1927年，《向导》被迫停刊，前后共出版201期，刊载文章1400余篇，累计300多万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中央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连续性最持久的报刊，为中国革命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为《向导》撰写重要文章

    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指导群众斗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向导》实为黑沉沉中国的“一线曙光”，乃4亿中国同胞思想心灵的“向导”。毛泽东指出，《向导》周报联合当时的革命报纸，“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

    毛泽东曾在《向导》上撰写了若干篇重要政论、通信和时评。《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文中写道：“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在1926年发表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他批评道：“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毛泽东还在文中列举了江浙农民自发反对残酷封建压榨的一系列事件。

    1927年初，34岁的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跨越一条条江河，翻过一重重山岭，历时32天，行程700余公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笔底惊雷，报告回应了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探索“不愿离开问题而谈主义”的宣传策略

    《向导》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其间，它一直秉承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严格按照党的纪律组织宣传活动。《向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客观分析形势，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是造成中国混乱局面的根源，亦为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通过革命报刊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口号。有读者致信：“我每读贵报，即滚滚地沸腾着革命的热血，红红的（原文为“的”，应为“地”——编者注）燃烧着爱民众的真心，我并认定贵报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向导》探索并践行“不愿离开问题而谈主义”的宣传策略，此为早期党报宣传策略的转折点，开启了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向导》旗帜鲜明地指出，主义的宣传要以问题引领：“承教用浅显的文字，向民众普遍宣传，这是本社同人所应努力做到的。至于宣传主义本也应该，但同人决不愿在本报上离开问题而谈主义。用简单的标语来煽动民众的愤恨心，这种名词运动断不能当作家常便饭。”在创刊时期，《向导》向劳动者讲解什么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有何种影响，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一直没有取得胜利，与政治上的各种倾向和乌托邦作了斗争。在理论上，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为中国革命提供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

    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获得各界读者投票220多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有读者认为，《向导》“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是“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却能指使民众以革命大路”的报刊。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高度评价《向导》创刊以来的工作，肯定它在革命运动中取得了“舆论的指导地位”。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指出：“《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向导》在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中国每次事件发生时，政治舆论界总是倾听《向导》的声音。”1926年蔡和森在递交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中如是写道。

    （作者单位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本文系2022年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新探与优化教学路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