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近代教育家刘百川120周年诞辰。本文特邀其子刘古平撰文回忆刘百川先生著作的往事，对其代表作《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乡村教育实施记（共三辑）》《初等教育研究集》等进行钩沉与爬梳，希望对读者了解中国近代教育思想有所帮助。

    ——编者

    父亲有好几个书架，摆放了满满的图书。近20多年来，我学习、研究民国教育史，阅读父亲的著作，对耄耋之年的我而言，这是珍贵的遗产；对读者而言，这也是理解近代教育思想的宝贵财富。

    1996年铜山县新华书店为中国矿业大学预订了一本《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分册）在运输中受到水泡不能卖了，被我半价买下，也实属幸运的事情。2003年我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上贴过的一篇《刘百川先生和他的教育学著作》，就是从这本《民国时期总书目》里共查到他的著作24册，那个帖子就是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介绍以及我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事情写成的。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国家图书馆和各师范大学图书馆我都能搜索。经过20年努力，我基本搞清楚了父亲在民国时期的著作，共有专著42册，我已经拥有其中33册PDF版图书，以及报纸杂志PDF版文章23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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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学法通论》是父亲的第一本著作，这是192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他做学生时写的书。这本书有许多传说，父亲的学生刘大卫在《地方志》中说，这是父亲在他的老师谢鸣九的指导下写出来的。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以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全书不足三万字，却能看出他在师范读书时博览了图书馆里的群书，他是在参考了当年中外30多本有关教育教学著作的基础上编辑形成的。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我父亲的同窗杨如熊先生曾回忆道：“刘百川在八师求学时，除了学好学校规定的功课以外，还喜欢阅读课外书籍，而且阅读的数量多，范围广，学校图书馆里有关教育的图书，他几乎都借阅过。”这段回忆也佐证了我的判断。所以商务印书馆署名时是用了“编辑”而不是“著”。他的教育人生就是由这本小册子作为起点的，即便在逆境中，也坚持近代教育者的先进思想。这本书语言洗练、精准，对近代教育思想的表述客观，对研究教学法意义、目的、方法、原则、测验以及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都作了精辟的阐述。他对教学的理解已经走出了狭隘的传统教育思想。他认为：“人类应付环境的自发活动叫作学”，“是发诸内取诸外的、为适应生存环境的一种生命活动。”“广义地讲，教育可以说成就是教学。因为教育最大的目的只不过是对于人类自发活动的学习加以教导罢了。所以教学的意义，是教导人类自动地学习，实受有教育上的重大使命。所以教学确实包含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故要教，他方面还注重学，教不过是学的一种指导，其根本目的还在学而不在教。以前的人曾以教育当作教授，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只是教授，就没有自动学习了，教授也不见得是必需的，因此就缺少教育的意义了。”这种教学理念，也正是今天我们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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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在《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只有上集，由此推理就应该有下集。华文出版社2012年6月编辑了一套《民国老日记》，《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被收录，当时我告诉出版社这本书出版过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怎么也找不到下集，于是华文出版社这套《民国老日记》只出版了上集。几年之后我终于在重庆图书馆搜索到这本书的下集，不知为什么，好像在国内图书馆也属绝无仅有了。下集的作者多了朱佐廷先生。后来又发现1935年之后《江苏教育》又陆续连载《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续集，这个续集是徐阶平先生一起参加编撰的，朱佐廷先生没有参与；要说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可能很难了。

    父亲同仁都说《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是他的成名作，倒是这本书本身作了最好诠释。《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再版出乎华文出版社的预期，多个省级的教育刊物、报纸，书评不断。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史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金平先生2014年在《中小学管理》第7期发表了题为《民国教育管理名家刘百川的小学校长角色论》的学术论文。在此之前他的研究生武金凤在《江苏教育研究（理论）（A版）》第19期发表了题为《刘百川“教育行政学术化”管理思想与实践探析》的学术论文。从众多的书评发展到学者、研究生上升到学术层面讨论，这些都是华文出版社想都没想到的事情。

    《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中有许多观点引发了讨论，如“校长要做学术领袖”“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学生谈话要在密室”“国语教师应该万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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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出版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到江苏省教育厅工作了。之前（1932年）他在省扬州中学师范班任教并兼任实验小学教导主任时与同事发起过一个“初等教育研究社”，并刊发《初等教育通讯周刊》，这是“初等教育研究社”的油印刊物。“初等教育研究社”对于《初等教育通讯周刊》中的一些研究文章，根据初等教育研究社内外同志的意见，经反复精选汇成一册，定名为《初等教育研究集》，并由我父亲和朱佐廷先生主编。

    《初等教育研究集》出版之前就轰动整个教育界，陈鹤琴先生、罗廷光先生和江恒源先生都题写了书名，英年早逝的中国教育行政学者夏承枫先生为此书作了序。序言中说：“近年教育研究精神，多意见少事实，侈谈庞大之原则，罕有以力行之效果贡献同好者。芜杂、肤浅、狂谈、臆想，固随之可见。刘百川先生于小学教育察其精微，其为文自如数家珍，选文标准也不同流俗。本书出版后，研究小学教育者，固多得一参考良本；教育书籍之作风，或可得略有所转变乎。”这本书的内容极为丰富，全书分五个问题：一般问题、行政问题、教师问题、训练问题、教学问题。全书各篇短文都有一个明确的论点，文字洗练，内容丰富，涉及中国初等教育的目的、目标、方针、行政、教师、教学中诸多问题。而作者都是小学教师，一共25人。解放后，其中有5人成为大学教授。最值得彰显的还是“初等教育研究社”，这是小学教师自己的学术团体。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小学校长与教师》，这本书由我父亲学弟朱智贤先生写了序。从这本书以及序言中能看出原来的“初等教育研究社”已经向“中国教育研究社”转变，并开始编辑发行“小学教师进修丛书”，《小学校长与教师》就是其中一本。“中国教育研究社”的同仁一致认为发展农村小学教育，乡村教师的培训尤为重要，并计划由小学教师自己编写“小学教师进修丛书”，原来计划编写100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实际只编写出版了40多册。与此同时，我父亲还主编了一套“实际的小学教育丛书”，这套丛书一共出版10多册。关于这段历史，我专门撰写了《小学教师们的“中国教育研究社”》发表在《江苏教育》2017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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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在江苏省教育厅做科员后不久，1935年他甘愿工作由轻而重，生活由城而乡，薪金由高而低，毅然应聘前往江苏省教育厅办的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去任主任，两年半的时间，成绩斐然。他把自己的日记分三次出版，这就是三本《乡村教育实施记》，分别由黎明书局和中国教育研究社出版。这里的故事就更多了。例如“约法三章”“三不主义”：“1.今后遇苦不说苦，而说‘还好，可以锻炼锻炼’；遇难不说难，而说‘在想法子，研究研究’。2.对内每人每天：①要有一个新希望，出一个新主意；②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③要写一点心得。3.对外实行‘三不主义’：不贴一张标语；不照一张照片；不发一篇新闻稿。”

    他在乡村教育过程中提出了乡村教育社会化的概念，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为“乡村运动”。他在193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这是最近的一种教育理想。”实验区内儿童普遍入学，成人分批“脱盲”，达到能看书、写信，在破除迷信、防疫治疟、戒烟（区内有五六十个烟民）、禁赌、植树造林（170多片）、兴修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验农场推广良种稻、麦，繁殖良种鸡和猪。他还指导农民利用江滩、小丘，组织养鱼、养鸡、种水菜、采石料、烧石灰、栽果树、垦荒滩等生产合作社（在当时是创举），不断增加收入。凡此种种，为广大群众所怀念。赵家庄群众为感谢我父亲和汤指导员倡导并贷款筑坝蓄水，取得稻麦双丰收，特立两块石碑，刻着“战胜自然”“人力胜天”作为对他们的永久纪念。三本日记50余万字都是实实在在做的事情，也都是有生命力的乡村改造思想。

    已故教育学者朱小蔓教授曾经编过一本《道德教育评论》，里面收录毕世响的文章《教育造就中国社会》，其中写道：“当时和后来的其他知识分子如吴文藻、费孝通、刘百川等人，都是在中国的田野进行研究，那样的研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费孝通在这方面成为集大成者。”这是对我父亲最中肯的评价。

    （作者系刘百川先生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