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全面纵深发展的历史时期。过去20多年，国际社会经历了对国际学生流动产生直接影响的重大事件，如2001年的“9·11”事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政府的偏见外交政策以及当下依然严峻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了全球国际学生流动的重大转型。

    第一次转型

    “9·11”事件触发国家安全危机，国际学生流动主要目的国由美国转向欧洲（2000—2006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科技革命大力推进，特别是信息技术取得了突破性创新并广泛运用，使相关领域高技能人才国际流动日益频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等相关领域，国际学生数量明显上升。在此期间，国际学生来源国鼓励学生出国留学，留学目的国和院校亦持开放态度为国际学生提供资助，以吸引全球优秀学生。因在教育水准、科研设施以及奖助学金等方面的优势，美国自然成为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国的首选。然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触发了美国国家安全危机，美国将国际学生纳入国家安全范围，导致美国限缩国际学生签证，使国际学生留学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此同时，整合欧盟高教资源的博洛尼亚进程和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形成，使欧洲高等教育体系更具可比性和连贯性，促进了欧洲境内学生的跨国流动，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国由美国主导开始转向欧洲主导。

    在第一波浪潮结束时，前10个留学目的地国家中有5个来自欧洲，分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除欧洲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成为留学生们选择的目的地。

    第二次转型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财政紧缩，国际学生流动疲软（2007—2015年）

    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并以惊人的速度向全球金融市场蔓延，最终演变成为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导致全球高等教育部门财政遭受了严重削减，很多留学目的国政府都无法继续为留学生提供充分的财政支持，不少高校面临着无法支持国际学生入学就读的难题。对此，美国、英国等主要留学目的国开始通过提升学费标准获得必要的财政收入。

    随着国家政府对教育财政支持的削减、研究项目经费的减少，自费出国留学成为主流，研究领域更多集中在商科。根据美国学者拉胡尔·乔达哈（Rahul Choudaha）统计，严重依赖院校提供奖助学金的印度学生在这一时期感受到了经济压力，印度学生的全球流动性增长速度开始大幅放慢，其增幅由第一次浪潮的163%降至第二次浪潮的25%。与此同时，长期作为国际学生主要目的国之一的日本，持续面临的严峻经济危机，导致其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开始持续降低，增长速度由第一浪潮的130%降至4%。为了扩大国际招生，各院校开始降低入学门槛，拓展多元途径，以吸引学术能力较低或英语水平较低的国际学生。但由于国际学生的自身学术准备不够充分和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服务的必要资源准备不足，许多高校服务国际学生的能力减弱，全球国际学生流动疲软。

    第三次转型

    英国脱欧和美国偏见外交增加留学壁垒，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国由英美转向加澳及新兴国家（2016—2019年）

    国际学生流动的第三次转型由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强硬偏见外交政策共同促成。由于政治政策层面的变动，新的政治秩序使人们对英、美两国的社会稳定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形势和移民机会都产生了消极情绪，选择英、美为留学目的国的学生数量发生了变化。

    首先，将美国作为留学首选的学生比例逐年减少。根据美国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委员会（GMAC）的调查，欲至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从2009年的61%下降至2016年的58%。美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留学签证处理方面的拖延，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美国作为留学大国的声誉和形象，并导致美国国际学生入学率持续下降。

    其次，英国脱欧政策导致选择到英国高校就读的欧盟学生大幅减少，学费更易接受、就业形势更为乐观的德国和法国成为目的国。此外，英国名校申请难度的增大以及脱欧进程启动后给本国经济带来的波动，也对英国吸纳国际学生带来较大冲击。

    英美留学环境的不利因素给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亚洲新兴国家吸纳国际学生带来了新的契机，很多国家打开移民通道，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国际学生，构建国际人才智库，以弥补本国教育短板，支持本国科技创新，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重大挑战。例如，面对人口和经济结构变化，中、日、韩等国开始吸引更多国际学生作为未来的技术移民，从而由传统的留学生来源国身份转变成为主要的留学目的国。

    第四次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全球国际学生流动全面收拢（2020年至今）

    2018年以前，国际社会对国际学生的流动预测几乎都是流动加快和人数增加的趋势，各国学者对于影响国际学生流动因素的分析也大致围绕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展开。然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作为新的影响因素，带来了国际学生流动的第四次转型。

    人员流动是新冠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因此，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无形中成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路径。为了控制疫情，各国对国际学生的流动也采取了一些相关的限制政策。另外，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生死较量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疫情认识不足，不够重视，采取放任自流的不当策略；英国政府所谓的“群体免疫”政策，也让疫情传播速度加快。相反，中国政府的积极战“疫”使得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作为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出国，英、美作为两大留学目的国，对待疫情的不同态度也引发了留学生们对出国留学的思考，影响了对留学目的地的选择。

    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西蒙·马金森表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高等教育从疫情中恢复的速度明显逊于日本、中国和韩国，这就意味着一部分西方国家学生流量将转变成东亚等新兴国家学生流量，并有可能是永久性的。因此，有理由推测，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作为主要留学目的国的地位将必然下降，不再是留学“毫无疑问的第一选择”。另一方面，疫情期间主要采取的线上教育模式也开启了国际学生教育模式的重大转型。线上教育的使用与加速普及，为线上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空前新机遇，在推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后疫情时代，教育系统仍在恢复过程之中，国际教育将转变成为买方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留学生十分稀缺，招收国际学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反思的机会，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健康包容的生活态度、先进且具有人文性的现代技术、向善有效的治理方式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因此，当留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时，各国在医疗保健和紧急援助方面的声誉及各种健康安全问题将会变得愈加重要。

    （作者单位系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