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1日 星期五
书法史里识“唐隶”
程仲霖
▲唐玄宗《石台孝经》局部
选自文物出版社《中国书法艺术》1998年版
▲唐玄宗《纪泰山铭》局部
▲史惟则《大智禅师碑》局部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第10期

    编者按

    书法是中华民族独创的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本期文化周末特邀书法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程仲霖从书法史的角度,讲述唐代隶书的演变与发展,带领读者领略书法之美,并从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人们谈及唐代书法,必说唐楷,尤其是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更是家喻户晓,而少有人提及唐隶。因为汉代才是隶书的鼎盛时期,汉隶的雄浑与高古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隶书在汉以后历代皆有书写,但将其刻于碑版并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算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启功先生慧眼识珠,曾有《论书绝句》:“正始以来论篆隶,唐人毕竟是中兴”,并进一步说“今人不敢薄唐篆而轻议唐隶,吾未见其有当也。”意思是说,不但唐篆好,唐隶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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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的字体是篆书,但从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秦简来看,字形虽然属于篆书,而用笔中已经出现隶书的笔意,由于用笔流畅,结字减省,婉转的篆书线条正在向点画演变,书写变得快速,符合了实际应用的需要。西汉立国后,这种便捷适用的字体迅速发展,成了社会和官方认可的通行文字,由此开启了以隶书为主的时代。当然,早期的隶书字形笔法尚未成熟,仍有篆书的意味。但从西汉中晚期,汉隶面貌逐步形成,无论是书写在简牍上的墨迹,还是刊刻在碑石上的刻字,无不质朴精美,端庄大气。到了东汉晚期,隶书则达到了灿烂无比的鼎盛时期,此时出现了大量的碑刻,如我们熟知的《张迁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可谓名碑纷呈,风格多样,是我们今天学习隶书的典范。

    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讲,当一种书体达到登峰造极之时,也就是其衰落之始。就隶书来看,这种情况在汉末已经出现,当时一些丰碑巨碣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性,汉隶曾有的生气勃勃渐渐消失。尤其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为统一典籍、校正文字所立的《熹平石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书写水准上不可谓不高,但其形神气骨与风格多样的隶书名碑大不相同,后世称为“石经隶体”。《熹平石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准确规范至极,士人学子纷纷仿效,于是隶书的风格慢慢统一为这种方平正直、中规中矩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各种书体交相发展,虽然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作为正规场合应用的书体,但这时的楷书趋向成熟,草书也经过章草阶段逐渐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逐步成熟,曾经辉煌一时的隶书已经走入程式化的末路。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初唐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看欧阳询的《房彦谦碑》等,表现为结体方整、疏密停匀、精致谨严、圭角外露等特点,深受汉末《熹平石经》的影响。但初唐书法风格更多的是承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优美为主调。随着国力逐渐强盛,文化不断繁荣,艺术领域也逐步进入烂漫多姿的新境界。

    到唐玄宗李隆基即皇帝位后,肃整纲纪,励精政事,社会安定,开创了和平的开元盛世。在唐玄宗的倡导下,壮硕肥美逐步成为艺术审美的主流。据《旧唐书·本纪》记载,唐玄宗“尤知音律,善八分书”,这里说的八分书,就是隶书。《宣和书谱》也说其“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可见,当时风靡的“二王”流美书风已经不符合盛唐的审美需求了。唐玄宗锐意改革,提倡隶书、章草,以隶书来纠正楷书,章草纠正草书,亲自书写《石台孝经》及《纪泰山铭》,又颁布《字统》规范隶书的形式和写法。唐明皇李隆基的《石台孝经》刻成后,就立在长安城务本坊之太学内,借此来教化臣民。尤其《纪泰山铭》,为唐玄宗封禅泰山后撰书的铭文,镌刻于泰山大观峰石壁上,属于摩崖石刻,字大近尺,结构谨严,浑厚苍劲,气势雄伟,真正反映了那个气象阔大的时代。这种结字工整庄严,笔画华丽丰腴的隶书风格,被后世称为“明皇新体”,成为唐隶的典范。晚清叶昌炽认为:“唐玄宗好八分,自书石台孝经,泰、华两铭,鄎国、凉国两公主碑,于是天下翕然从之。开、天之际,丰碑大碣,八分书居泰半。”书法风气大变,此时涌现出一大批以隶书见长的名家,民国柯昌泗也在《语石异同评》中说:“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其体方而势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其体博而势逸。韩蔡诸人,承用新法,各自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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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隶不是凭空而来的,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体现了审美情趣在这个特定时代的改变。如果和汉代的隶书相比,两者最大不同在于取法不同,取势各异。汉代隶书的基础是厚拙古朴的篆书,从用笔、结构到章法,都十分生动,可谓不拘一格,而唐隶的基础是唐楷,表现为点画平直,结构端严,章法整饬,显得规矩刻板。唐玄宗的隶书最具楷书特征,端正大方,点画用笔有隶势,但多用楷法为之,是唐代书法注重法度的体现。对于汉、唐两代的隶书,清代万经《分隶偶存》认为“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同时代的王澍《竹云题跋》中也讲到“唐人隶书多尚方整,与汉法异。”汉唐隶书之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大白于天下,但绝不能认为唐代的隶书就一无是处了。清代刘咸炘在《弄翰余沈》中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风气,举全风气而论高下。则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风气中,亦自有高下。高风气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风气中之高者。”因此,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特点。

    从继承的角度来讲,唐隶实从魏晋而来,只是收敛了棱角,在肥重方面予以加强。启功先生说过:“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于是作隶体者,必夸张其特点,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而矫揉造作之习生焉。魏晋之隶,故求其方,唐之隶,故求其圆,总归失于自然也。”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从几块碑刻就会明显看到魏晋时期隶书的特点:《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但笔画都呈方棱的尖角,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揉造作,有方板之病,很少有生趣,这就是魏晋隶书的特色。此时的《孔羡碑》,书法结体方整,字形长方,已变汉隶的横势为纵势,笔画方硬,挑法同样呈方棱状,特色更鲜明,实际上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先导。还有清代出土的《曹真残碑》字划清晰,从中可以更好地窥见魏晋隶书的用笔面貌,其笔画呈圭角,捺笔圆厚出锋,和其他碑方棱的挑法不同。与它风格相近的还有《王基残碑》,其点画已趋向楷书的写法,棱角渐去,势皆方板,笔皆显露,已经很明显地看到唐代隶书继承的影子。

    那么,到了唐隶,呈现出的就是笔画圆润丰腴,波挑左右开张而无棱角,结构上狭下宽,反映了唐人崇尚丰美的审美情趣。同时,极讲求左规右矩,方整端正,结构对称,装饰趣味特别浓重。汉代隶书变化多端,纯出自然,一碑有一碑的特色,而唐隶则较为规范,与唐楷一样法度森严。但唐隶线条富有质感,方整之中流露出一种光泽丰丽的美,这种雍容华贵的气息,又是汉隶所不及的。唐隶笔画之中虽然时露楷意,这是楷书通行时代自然的反映,从审美上来讲,给隶书增加了新的意趣,这也影响到了后代隶书的发展。

    唐代的隶书家,有案可查者不少。除了前文提到的唐玄宗外,后世提到最多的,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人。韩择木是韩愈的叔父,他的隶书在唐代曾被列为第一,《宣和书谱》评价为最高:“隶学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择木乃能追其遗法,风流闲媚,世谓蔡邕中兴焉。”从《祭西岳神告文碑》看,他的隶书与一般唐隶不同,笔画并不丰腴,用笔清峻遒劲,结构中紧,波挑四面开张,显得窈窕而有姿致,这在唐隶中比较少见。应该说他的隶书比较接近汉隶,字形有方有扁,而有的略长,无排列如算子的弊病。然从气息上看仍属于唐隶的范畴。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字形俊美,结构比较紧密,其波挑以力出之,劲健而有姿致,这种以楷法入隶的风格是唐代隶书的典型。蔡有邻的《尉迟迥庙碑》有汉人的风韵,但更整齐规矩。李潮是杜甫的外甥,杜甫曾作《李潮八分小篆歌》称其:“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拿肉屈强。”从这些名家碑刻作品看,唐隶也是在接受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并没有完全丢掉传统。客观来讲,时至今日唐隶的影响较小,在整个书法史上属于面貌独特但昙花一现,这也正是其独特时代风格特点带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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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中认为:“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阶段也不为过。草书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固是无待多言的事实,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隶法的各种变化。”就唐隶来讲,它的重要影响在于确立了一种逐渐趋于肥美的审美风格。清代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说:“至玄宗字肥,其后颜鲁公、徐浩、王缙、苏灵芝诸人字皆写肥。”正是由于这种风格所带来的影响,至颜真卿则凭借其对文字法度的深刻领悟以及深厚的艺术功底,广泛借鉴秦篆、汉隶、北朝碑版与初唐褚遂良等人的书风,结合民间书韵,创立“颜体”,以雍容伟壮、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成为“二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并且影响至今,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综观唐以后的书法史,宋元明三代的隶书都没有脱离唐隶的窠臼。一直到了清代,这一藩篱才被逐渐打破,由于尊古之风盛行,清人开始关注汉隶,追求古朴拙厚,风格多样的面貌,笔下的旨趣便也与唐隶迥然不同了。

    (作者系书法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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