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9月16日 星期五
从教治学三十六载,只为“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第一线”的慨诺——
张新科:《史记》人生
本报记者 冯丽
资料图片
《张新科讲司马迁》
《张新科:〈史记〉人生》

    2000多年前,一位史家与他的父亲,穷两代人一生,只为完成一部《史记》。

    这位史家,是被称为“史圣”的司马迁。他留下的《史记》,百三十篇、五十二万言,上迄轩辕,下至汉武,记载了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精神内核。

    2000多年后,一位学者,用一生读《史记》、讲《史记》、研究《史记》,只为“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第一线”的慨诺。

    这位学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从读大学起,一部《史记》便伴随着他。从教治学三十六载,页已泛黄,纸无留白,他将一生与《史记》紧紧连接在一起,与先贤共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追求。

    “我这一辈子就研究《史记》了。”张新科说。

    “为中国争一口气”

    一部《史记》,半部中华史。

    上大学时起,张新科便对《史记》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从天文地理到文化思想,司马迁将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都写进了《史记》,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赵光勇是张新科最念念不忘的老师。“赵老师一直在研究《史记》,我的第一套《史记》就是赵老师买给我的,10本书10块多钱,这对当时还是穷学生的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张新科回忆,是赵老师带领他走上了《史记》研究之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史记》是中国的,但‘史记学’在日本”,这主要缘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史记会注考证》,走在了整个国际学界前头。

    “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当时陕西的一批学者策划成立了司马迁研究会,就是要给中国争一口气。”从研究生时起,张新科就跟着老师们为成立司马迁研究会多方奔走。1988年,全国《史记》研讨会在陕师大召开,“这是《史记》研究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1992年6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会长是被称为“秦俑之父”的袁仲一先生。

    “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的第一线。”研究会甫一成立,就决定出一部《史记研究集成》,以取代《史记会注考证》。历经20多年的艰难曲折,2020年,《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正式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个《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体例样稿,从一开始就是赵光勇老师起草的。赵老师非常勤奋,每天在图书馆手抄做资料卡片,即使到晚年腿脚不灵便了,仍然坚持在做。好多资料都是他做好后,交给其他人做最后的整理。”张新科说。

    遗憾的是,《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出版后,张新科突然生病住院,没来得及给赵光勇送样书。就在这期间,赵光勇去世了。“老先生将一辈子心血都倾注在《史记》研究上,眼看第一批成果出来了,他却没能看上一眼。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张新科言语哽咽。

    “从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到现在60多岁的‘老头子’,我一直担当着这份责任。”如今的张新科,已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史记》研究专家,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在理论上卓有建树。

    围绕《史记》研究,张新科将当代“史记学”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带领的学术团队,在《史记》研究领域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出版的《史记学概论》,开创性地建立了“史记学”框架结构。他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因理论创新被列入国家社科成果文库,《〈史记〉与中国文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丝路书香”外译项目,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如今,《史记》研究的中心,已然回到了中国。

    “冷板凳还得坐”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要扩大学术视野,多向优秀学者请教,多获得一些治学方法,这样才能进步。”这种真诚严肃的治学态度,是张新科教给学生的宝贵财富。研究《史记》的日本学者藤田胜久,曾到西安辗转找到张新科,说要沿着当年司马迁走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张新科陪着他走访了甘肃天水、陕西凤翔雍城等地,之后藤田胜久还走访了全国其他地方,回去就写了一本《司马迁之旅》。他追根究底的治学精神和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给了张新科很深的触动。

    “做学问还是要讲究实事求是,踏踏实实。时代发展到今天,给学术带来了一些技术上的革新,甚至是革命,但是冷板凳还得坐,不能一味或者说完全依赖互联网。人们常说‘有一份资料说一份话’,就是强调做学问要对原典著作、研究资料等做充分的积累。”张新科至今记得,自己的硕士导师王守民教授在讲《左传》时,把这部大书打散,分成战争、诸侯结盟、外交人物等8个类别来讲,并要求学生分门别类统计做资料卡片。这个方法对张新科影响很大,后来他对自己的学生也这样要求。

    “下得了这种苦功夫,才能达到研究的深度,不然的话都是飘在外面。而这种看似很笨的方法,经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张新科说,他在写博士论文《唐前史传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就是通过统计7部唐前史书收录的辞赋,发现了文体发展与史书之间的关系。而张新科那满是批注的书本和重逾百斤的稿纸,令每一届学生咋舌。他做的许多资料卡片,有些到现在还保存着。

    “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张老师送给我们的4个字‘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有一个宏大的学术志向,‘立地’就是要踏踏实实,甘于坐冷板凳,不能浮躁。”张新科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赵文说。

    “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

    “长相思,在长安!”每年毕业季,张新科都会给毕业生写下这样一句送别语。

    从教36年,张新科教过数以千计的本科生,培养了102名硕士研究生、32名博士研究生。“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是学生们对他共同的印象。

    2014级研究生袁方愚记得,有天早晨8点,他在教学楼前偶遇手提行李箱的张新科,原来他刚出差回来,6点多一下火车,就急匆匆赶往教室给学生上课,“在张老师心里,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

    担任文学院院长8年里,即便事务性工作再繁重,张新科依然坚持给学生们上课,甚至连本科生的课程也年年排满。

    “站稳讲台,教学第一,学生的事无小事。”这是他从教以来的信条。

    一位毕业20多年的学生回忆,在张新科老师的秦汉文学课堂上,大二的他对《史记》和司马迁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了一篇探讨司马迁悲剧意识的“学术论文”,惴惴不安地交给了张新科。没想到张新科大加鼓励,主动找他讨论,多次提出修改建议,并将其推荐到学术期刊上发表,后来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20多年过去,那一幕依然清晰如昨日:教学楼前,张老师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挥着一本人大复印资料,叫住了我。停住车,张老师兴奋得大力拍着我的肩膀,比他自己发了一篇文章还要高兴……”

    曾经,矮壮、宽厚、言少、笑声爽朗,是张新科给人留下的印象。近两年来,因积劳成疾、罹患重病,他鬓发尽白,体重降了30多斤,身形瘦削,但言行仍具强大的理性,风度丝毫不减。

    由于要定期到医院诊治,张新科不得不停下本科生的课程,但对硕士、博士的指导仍旧尽心尽力。只要身体允许,他必定给学生上课,逐字逐句修改论文。虽然在《史记》研究领域有极高的学术成就,但张新科并不希望学生将研究目光局限于此。只要是有新意、有价值的选题,他都鼓励学生大胆去做。正是这种宽厚包容的师风,使他门下弟子的研究除了“史记学”之外,更广涉诗歌、辞赋、小说等领域,并与历史、哲学甚至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了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态势。

    头雁引领,雁阵高飞。张新科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入选教育部“全国黄大年式教学团队”,3门课程被评为国家一流课程,主持完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他任文学院院长期间,陕师大的“中国语言文学”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2022年该学科进入第二轮“一流学科”建设期,成为我国“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及发展的中坚力量。

    “如果可以‘时空穿越’,与司马迁相遇,您会对他说些什么?”记者问张新科。

    答曰:我敬仰你的伟大人格和敢于担当使命的气魄,钦佩你在逆境中不屈服的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求真精神,感谢你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巨著,其所蕴含的智慧和精神,滋养着万千华夏后人,并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熠熠生辉。如今,《史记》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我愿踵武前贤,求真创新,努力宣传《史记》,研究《史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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