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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科讲司马迁》

《张新科：〈史记〉人生》

    2000多年前，一位史家与他的父亲，穷两代人一生，只为完成一部《史记》。

    这位史家，是被称为“史圣”的司马迁。他留下的《史记》，百三十篇、五十二万言，上迄轩辕，下至汉武，记载了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精神内核。

    2000多年后，一位学者，用一生读《史记》、讲《史记》、研究《史记》，只为“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第一线”的慨诺。

    这位学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从读大学起，一部《史记》便伴随着他。从教治学三十六载，页已泛黄，纸无留白，他将一生与《史记》紧紧连接在一起，与先贤共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追求。

    “我这一辈子就研究《史记》了。”张新科说。

    “为中国争一口气”

    一部《史记》，半部中华史。

    上大学时起，张新科便对《史记》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从天文地理到文化思想，司马迁将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都写进了《史记》，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赵光勇是张新科最念念不忘的老师。“赵老师一直在研究《史记》，我的第一套《史记》就是赵老师买给我的，10本书10块多钱，这对当时还是穷学生的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张新科回忆，是赵老师带领他走上了《史记》研究之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史记》是中国的，但‘史记学’在日本”，这主要缘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史记会注考证》，走在了整个国际学界前头。

    “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当时陕西的一批学者策划成立了司马迁研究会，就是要给中国争一口气。”从研究生时起，张新科就跟着老师们为成立司马迁研究会多方奔走。1988年，全国《史记》研讨会在陕师大召开，“这是《史记》研究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1992年6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会长是被称为“秦俑之父”的袁仲一先生。

    “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的第一线。”研究会甫一成立，就决定出一部《史记研究集成》，以取代《史记会注考证》。历经20多年的艰难曲折，2020年，《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正式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个《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体例样稿，从一开始就是赵光勇老师起草的。赵老师非常勤奋，每天在图书馆手抄做资料卡片，即使到晚年腿脚不灵便了，仍然坚持在做。好多资料都是他做好后，交给其他人做最后的整理。”张新科说。

    遗憾的是，《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出版后，张新科突然生病住院，没来得及给赵光勇送样书。就在这期间，赵光勇去世了。“老先生将一辈子心血都倾注在《史记》研究上，眼看第一批成果出来了，他却没能看上一眼。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张新科言语哽咽。

    “从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到现在60多岁的‘老头子’，我一直担当着这份责任。”如今的张新科，已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史记》研究专家，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在理论上卓有建树。

    围绕《史记》研究，张新科将当代“史记学”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带领的学术团队，在《史记》研究领域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出版的《史记学概论》，开创性地建立了“史记学”框架结构。他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因理论创新被列入国家社科成果文库，《〈史记〉与中国文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丝路书香”外译项目，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如今，《史记》研究的中心，已然回到了中国。

    “冷板凳还得坐”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要扩大学术视野，多向优秀学者请教，多获得一些治学方法，这样才能进步。”这种真诚严肃的治学态度，是张新科教给学生的宝贵财富。研究《史记》的日本学者藤田胜久，曾到西安辗转找到张新科，说要沿着当年司马迁走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张新科陪着他走访了甘肃天水、陕西凤翔雍城等地，之后藤田胜久还走访了全国其他地方，回去就写了一本《司马迁之旅》。他追根究底的治学精神和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给了张新科很深的触动。

    “做学问还是要讲究实事求是，踏踏实实。时代发展到今天，给学术带来了一些技术上的革新，甚至是革命，但是冷板凳还得坐，不能一味或者说完全依赖互联网。人们常说‘有一份资料说一份话’，就是强调做学问要对原典著作、研究资料等做充分的积累。”张新科至今记得，自己的硕士导师王守民教授在讲《左传》时，把这部大书打散，分成战争、诸侯结盟、外交人物等8个类别来讲，并要求学生分门别类统计做资料卡片。这个方法对张新科影响很大，后来他对自己的学生也这样要求。

    “下得了这种苦功夫，才能达到研究的深度，不然的话都是飘在外面。而这种看似很笨的方法，经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张新科说，他在写博士论文《唐前史传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就是通过统计7部唐前史书收录的辞赋，发现了文体发展与史书之间的关系。而张新科那满是批注的书本和重逾百斤的稿纸，令每一届学生咋舌。他做的许多资料卡片，有些到现在还保存着。

    “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张老师送给我们的4个字‘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有一个宏大的学术志向，‘立地’就是要踏踏实实，甘于坐冷板凳，不能浮躁。”张新科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赵文说。

    “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

    “长相思，在长安！”每年毕业季，张新科都会给毕业生写下这样一句送别语。

    从教36年，张新科教过数以千计的本科生，培养了102名硕士研究生、32名博士研究生。“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是学生们对他共同的印象。

    2014级研究生袁方愚记得，有天早晨8点，他在教学楼前偶遇手提行李箱的张新科，原来他刚出差回来，6点多一下火车，就急匆匆赶往教室给学生上课，“在张老师心里，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

    担任文学院院长8年里，即便事务性工作再繁重，张新科依然坚持给学生们上课，甚至连本科生的课程也年年排满。

    “站稳讲台，教学第一，学生的事无小事。”这是他从教以来的信条。

    一位毕业20多年的学生回忆，在张新科老师的秦汉文学课堂上，大二的他对《史记》和司马迁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了一篇探讨司马迁悲剧意识的“学术论文”，惴惴不安地交给了张新科。没想到张新科大加鼓励，主动找他讨论，多次提出修改建议，并将其推荐到学术期刊上发表，后来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20多年过去，那一幕依然清晰如昨日：教学楼前，张老师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挥着一本人大复印资料，叫住了我。停住车，张老师兴奋得大力拍着我的肩膀，比他自己发了一篇文章还要高兴……”

    曾经，矮壮、宽厚、言少、笑声爽朗，是张新科给人留下的印象。近两年来，因积劳成疾、罹患重病，他鬓发尽白，体重降了30多斤，身形瘦削，但言行仍具强大的理性，风度丝毫不减。

    由于要定期到医院诊治，张新科不得不停下本科生的课程，但对硕士、博士的指导仍旧尽心尽力。只要身体允许，他必定给学生上课，逐字逐句修改论文。虽然在《史记》研究领域有极高的学术成就，但张新科并不希望学生将研究目光局限于此。只要是有新意、有价值的选题，他都鼓励学生大胆去做。正是这种宽厚包容的师风，使他门下弟子的研究除了“史记学”之外，更广涉诗歌、辞赋、小说等领域，并与历史、哲学甚至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了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态势。

    头雁引领，雁阵高飞。张新科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入选教育部“全国黄大年式教学团队”，3门课程被评为国家一流课程，主持完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他任文学院院长期间，陕师大的“中国语言文学”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2022年该学科进入第二轮“一流学科”建设期，成为我国“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及发展的中坚力量。

    “如果可以‘时空穿越’，与司马迁相遇，您会对他说些什么？”记者问张新科。

    答曰：我敬仰你的伟大人格和敢于担当使命的气魄，钦佩你在逆境中不屈服的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求真精神，感谢你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巨著，其所蕴含的智慧和精神，滋养着万千华夏后人，并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熠熠生辉。如今，《史记》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我愿踵武前贤，求真创新，努力宣传《史记》，研究《史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