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讨论教师培养计划。右起：陆侃如、高亨、冯沅君、董治安、袁世硕。资料图片

    转眼，董治安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董老师的音容笑貌时常浮在眼前，仿佛不曾远去，他的谆谆教诲也言犹在耳，历久弥新。董老师仙逝后，我虽然也写了几篇小文，抒发心中的哀痛和思念，但其时心绪难平，且年纪相对较轻，对老师为人为学的理解，不免肤浅。而今，年齿加长，董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丰满，再回想老师的言谈举止，更深深地感到，董老师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确有古君子之风，是真正的学者，是吾辈最可亲近的学习榜样。

    在董老师身边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都得到过老师的悉心关怀和指点，学到很多读书、做人的道理，有无数美好的记忆。篇幅所限，这里仅回顾一下《高亨著作集林》出版过程中感触最深的片段，作为对老师的一份怀念。

    董老师的欣慰与遗憾

    2001年夏天，我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工作伊始，很想做几本大部头的书，自己所学为古典文学，自然而然地便想到清华国学院，想到国学院师生那些不朽的著作。2001年11月8日，董老师来京开会，参加高校古委会项目评审，住北大勺园6号楼。晚9时，我前往拜望，谈话间我提起有意出版高亨先生文集之事。当时，董老师还有些犹豫。主要顾虑是，高先生的著作出版时间跨度大，版权相对复杂。但他也一再说，“做起来倒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高先生有十七本书呢”，同时还提到手头有在日本发现的高先生的《庄子今笺》一书，这是以前未见过的。

    事实上，董老师回济南后即着手准备，对高先生著作的版权进行了一些调查，也征询高先生家属的意见并得到支持。一周之后，董老师打电话给我，告知相关情况，说可以做起来了。此后，董老师便正式开始了高先生文集汇纂的工作，从搜集底本，到处理版权，再到文字的处理等，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由于所收著作底本有繁体、有简体，且都是重新录入，编校工作量非常大，董老师组织王承略、刘心明、刘保贞等七八人成立“编辑校对组”，保证了工作的进度和文集的质量。董老师对所收著作个别文字的修订或技术上的处理，如异体字的处理等，都逐一把关，做最终裁定。董老师还撰写了全书的《编纂说明》和每书的《题解》，这些文字虽不算长，但尺幅千里，更需大匠运斤，颇耗心力。

    对于书名，董老师也颇费了一番思量。2002年3月31日下午，我和承略兄一起到董老师家中讨论文集的编辑事宜，谈到书名时，董师认为“文集”用得太多、太滥，此次结集，只收高先生的学术类著作，最好叫“集林”。在董老师看来，王国维先生有《观堂集林》，高先生的文集也以“集林”为名，可以体现一种学术的传承。

    《集林》前期编校工作耗时两年多，每种书都反复校对了三四遍。直到付印前不久，董老师还放心不下，2004年12月底，利用到北大古委会开会之便，让我把《集林》封面小样及文前页等送过去，还要再看一下。在紧张的会议期间，董老师审核了这些样张，纠正了几处错误。

    经过三年艰苦的努力，编辑工作基本告竣，很快就可付梓了。2005年2月13日，是正月初五，我去董老师家中拜年，汇报了《集林》的出版进度，并感慨说：“书出来就完成任务了！”董老师闻言则道：“尽人事，听天命。”事后，我想董老师是让我思想上放松一点儿，不要把事情变成负担吧。

    2005年春夏之际，十卷本《高亨著作集林》终于印制完工。随后，我又商请董老师举办一个《集林》的出版研讨会。董老师对会议名称、时间、参会人员等，做了精心的考虑和指导。2005年6月20日，清华大学出版社与山大文学院、儒学高等研究院在清华举行了“《高亨著作集林》出版暨学术座谈会”，除山大老师外，庞朴、李学勤、安平秋、葛兆光等诸多著名学者出席，汤一介先生发来书面发言。会上，董老师不无动情地说：“如今，皇皇十卷、堪称精美的《高亨著作集林》得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可以说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此话从向来言辞谨慎的董老师口中说出，我感到很不寻常，分量极重，闻听之下的震动，今日记忆犹新。毫无疑问，将高先生的著作结集出版是董老师深藏已久的心愿。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集林》没有收录《古字通假会典》，而只作“存目”处理。这完全是由于我当时的畏难情绪所致。《古字通假会典》是高深的专业工具书，涉及很多僻字，当时排版技术不够完善，清华社又非专业古籍社，自忖难以驾驭，所以我自作主张，没有纳入这本书。当时，董老师也没有说什么，但在后来的聊天中，董老师还是提出，《集林》没有收录《古字通假会典》，多少还是有些遗憾。每每念及此事，我便后悔不已，至今难以释怀。

    鉴于《集林》部头较大，为方便读者购买、使用，后来，我又以“高亨著作丛刊”之名，将高先生著作单行出版。这件事也得到董老师的大力支持。尤其难忘的是，2011年11月10日，董老师给我打电话，欣喜地告知，又发现几种高亨先生手稿，较有价值，商量可否纳入其中出版。其时“子海工程”正在进行中，这几种书便作为《子海特辑》以《高亨子学研究未刊稿》之名在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从这些事中，我也亲身感受到董老师对高先生著作的珍视，哪怕片言只语，也视若拱璧，想办法使其集为一编，化身千百，以免再有遗珠之憾。

    董老师与高先生的师生情，已广为人知，成为学界佳话。董老师对高先生文字的珍视、对高先生文集倾注的心血，算是他们之间师生情笃的又一佐证吧。

    一语之中见“分寸”

    凡是真正受过董老师教诲的学生，大概都不会忘记“分寸感”这个词。王洲明老师在纪念董老师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到董老师的话——“任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要有分寸感”，并总结说：“通过自己多少年来的研究实践才逐渐地体会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分寸就是追求严谨，也就是追求学术研究的那种科学性。”（《厚积薄发 宏阔严谨——试论董治安先生的治学风格和特点》，载《文史哲》，2013年第6期）

    在董老师给予我的教导中，最令我难忘而且一直奉为信条的，也是“分寸感”这个三字箴言。要把握好分寸，把话说到位，但不说过头话，这是董老师在指导我们写作时经常强调的一点。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做人的原则呢？在编辑高先生文集的过程中，董老师在如何给高先生冠衔的问题上，给我上了一堂“分寸感”的现场课。《集林》附有一篇《高亨先生传略》，文中需要给高先生“戴帽”，董老师为此颇费了一番思量。一来高先生是学术上的大家，学界有公论。二来作为高先生的学术继承人，董老师又不愿有借师自重之嫌。所以，寥寥数字，董老师反复考虑，沉吟再三，最后只称高先生为“我国国学研究与古文献整理的著名学者”。在审阅我所撰《集林》相关宣传材料时，董老师也定调，称高先生为“著名文史研究专家”。这与时下动辄“大师”帽子乱飞的浮躁现象，形成鲜明对比，高下立判。

    董老师远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回想。在老师化鹤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想用一句话来表达对老师深深的敬意和绵绵的思念：董老师，您的儒风道骨，您的君子风范，是我终身步趋的楷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