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7月06日 星期三
散发儿童文学的特异光芒
姚苏平

    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儿童进行“对话”的重要载体,它的发展状况预示着国家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彰显了人类“儿童观”的变迁与选择,民族与时代“童年志”的温度和深度。但是“优秀作品”如何定义?成人与儿童的交流并不畅通,彼此的选择常有出入,会双向陷入“失语”窘境。这都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儿童与成人凝聚共识、双向成长。儿童文学专业素养的缺失,限制了成人的判断力和指导力,也容易造成当下儿童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公信力危机。由此,提升儿童文学素养日益成为国民素养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更是如此。

    朱自强所著《儿童文学概论》初版于2009年,时隔十几年后,于202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作为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它的再版是儿童文学专业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值”的重要标志。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早在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蒋风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以“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两章开篇,涉及“文学性”“特殊性”“教育性”等的质性探究。蒋风的“概论”揭开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自觉的序幕,此后黄云生、浦漫汀、张美妮、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等学人以“概论”“教程”等不同表述方式对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作了大量的努力。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围绕对“儿童观”的思辨,展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中的儿童文学理论自觉。朱自强首先指向了“儿童是什么”的追问,出入于儿童历史、儿童研究、儿童观等多个语境中,力图在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构建“儿童”的现代性,由此生发出“儿童文学”的学科意义和价值属性。这样一种逻辑设计源于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依附于“成人文学”或“儿童教育”的高度警惕,对儿童文学学科地位与定位的忧思和深思。

    基于对儿童文学独立性、独特性的建构,朱自强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共七章)论述儿童文学的文体,尤其是“韵语儿童文学”对童谣、童诗的解读,“幻想儿童文学”对民间童话、创作童话、幻想小说的追溯与展望,“科学文艺”“动物文学”“图画书”等文体的独树一帜,都在有意识地区别于成人式文学概论的文体划分。

    《概论》用大量信手拈来的经典文本来彰显儿童文学审美性的特异光芒,其中不乏朱自强亲自翻译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通过对法国贝洛和德国格林兄弟对“小红帽”母题的不同记述、改编方式的条分缕析,来验证说明民间故事与儿童文学之间的源流和分蘖;英国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利尔的《荒诞书》所呈现出的语图叙事的审美性,赋予了儿童诗歌迥然于“诗言志”或“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的价值诉求。又比如朱自强翻译的新美南吉的童话《竹笋的故事》《去年的树》、儿童故事《糖块儿》,畑地良子的童诗《柠檬》,赤岗江里子的童诗《苹果和橘子》,野口雨情的童诗《四胡同的狗》,椋鸠十的动物小说《大造爷爷和雁》等,对这些作品的原文解读、选择、翻译和汉语语境下的再解读的过程,本身就反映了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甄选的“选家”眼光和审美能力。

    “儿童”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

    朱自强是儿童文学研究大家,2021年获第18届“国际格林奖”,按理他应该更加成熟稳重、威严肃穆;然而,无论是他对图画书的创作探索,还是与儿童读者的“相看两不厌”,都表现出了“赤子童心”的热度。诚如尼采认为人生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儿童,“儿童”对于朱自强来说,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在《概论》中他从不吝惜对儿童的赞赏,在与儿童的对话中感受到不同的生命力量。无论是叶圣陶对儿子语录的记载,还是加登纳、吉田新一等对孩童的观察记录,都成为“儿童的审美能力”“图画书的读者结构”的重要论据。面对儿童文学的双重读者(成人、儿童),他坚信儿童的审美既不浅陋乏陈,也不是汲汲于“进化”到成人高级状态的“低级”阶段;他认为二者各有千秋,成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识别,尚未达诂。他以给孩子们讲述《拔萝卜》故事时儿童的状态作为“两种不同审美的实例”,深情地赞颂了幼儿沉浸于锲而不舍的精神中的“身心一元”。更进一步,他以和四岁儿子讲完图画书《拔萝卜》文字后儿子说“你还没讲小老鼠他们很高兴呢”为案例,体悟儿童对艺术魅力和幽默趣味的独特把握。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对文本细节的耐心解读、对儿童读者反应的细致记录,充满了毛茸茸的质感,既应和着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返回作品本身的美学诉求,也回应着卡勒对文本解读的质疑,“文学文本以及对它们的传统解读似乎一直把读者假设为男性,并且一直站在男性角度上诱导女性读者像男人一样去解读文本”;同理,对“儿童”“儿童文学”的传统解读也几乎把读者假定为亟须被教化的未成年人。朱自强一直在用平视儿童、敬畏童年的方式解读文本,他对儿童、童年的执迷和热爱,并没有让他成为偏执的代言人,而是更审慎、更有界限感地使用着多元研究方法,更具学理性、对话性地反制着“成人视角”的话语霸权。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交融又边界分明的学科意识,朱自强让儿童文学研究获得了出入自由的场域和研究方式。

    正是这种对儿童“朝受命而夕饮冰”的热爱和使命意识,使得朱自强的学术之路回荡着铿锵之音。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时检讨了获得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中部分作品将“儿童的欲望和天性与教育理想对立起来。落后儿童经过教育成为模范儿童,这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模式”,“很少以赞赏和鼓励的目光看待、描写儿童。儿童文学作家们似乎认为,对少年儿童稍稍放松教育,他们就会步入歧途,走上邪路”。他掷地有声地发出了幼儿文学“压抑儿童天性”,少年文学“宣扬错误思想甚至封建道德观念”,儿童文学理论“遗留着旧儿童观的基因”等尖锐批评。这种力透纸背、拒绝平庸的态度贯穿着朱自强学术活动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概论》选用了大量插图,不仅图文并茂,更用语图叙事的方式“同构”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和公共空间。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百年历程折射了“儿童观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吴翔宇语),教师读者不妨走进这部《儿童文学概论》,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场中,更深刻地理解“给孩子读的书”。

    (作者系儿童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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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