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上小学和中学时读的课本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可以说是读人教社的书长大的。数理化课本我大都忘了，记得最深的是语文课本，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金色的鱼钩》《老山界》，有的至今还能背诵，这些课文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语文知识，还有思想情感的熏陶和为人准则的启蒙与引导，用当下流行的话说是“打了精神底子”。课文的作者让我敬慕，我对人教社的编辑也感恩在心。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把叶圣陶先生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对编辑乃至对人教社有了更多的认识。

    人教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的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担任过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等许多重要的职务，可他谈起自己的职业时说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人们总以为他谦虚，其实不然。圣陶先生早在1921年写的文章《先驱者》就是专谈“编辑”的。

    圣陶先生常说，编教材不能“拉到篮里都是菜”。从人教社成立之日，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16年间，圣陶先生在人教社主持选编的语文课本，对“选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使之真正做到“文质兼美”，“有裨于学生之诵习”，像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地板》、老舍的《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茅盾的《记梯俾利司的地下印刷所》等名篇，编入语文课本时都作了推敲。对选用的近代小说和古文，大多采用变通的手法，据原文进行改写，使之成为纯粹的口语，或酌加注解和提示，使之容易理解后才编入课本。圣陶先生展现出来的精神和所建立的规范，成了人教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教社第一、第二两代编辑人耳濡目染，对圣陶先生的记忆最深，这里列举他们写的几篇怀念文章： 

    蒋仲仁：《呕心沥血 全力以赴——为语文教学劳作了几十年》

    张志公：《读其书，受其益，敬其人——圣陶先生永远督促我上进》

    刘国正：《先生之长 山高水长——在人教社极严格地做教材工作》

    王泗原：《一代师表 万流仰镜——四十年受知爱深》

    张中行：《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记叶老重视语言和文风的二三事》

    仅从标题就能看到，是圣陶先生的“范式”让他们“受益”，令他们由衷地钦敬。上世纪50年代，吕叔湘先生也曾在人教社兼任过副总编辑，他在《立身治事 长仰楷式》一文中引了他在圣陶先生去世后做的一副挽联：

    交情兼师友，四十八年，立身治事，长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一千万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

    人教社韩绍祥社长该算是人教社人中的第三代，他们这一代人承前启后，以身示范，把圣陶先生精神发扬光大。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教社文化教育编辑室主任刘立德同志和编辑胡兰江女士，该是人教社第四代和第五代的编辑了。他们知道我在研究圣陶先生，就约我编撰《叶圣陶年谱长编》。在立德同志和胡兰江女士身上，也展现着圣陶先生的精神风范。他们看稿时逐字逐句仔细咬嚼，编辑加工、校对整理一丝不苟，需要修改的地方会很坦诚地提出建议。《叶圣陶年谱长编》和《叶圣陶全传》书稿中有几则较偏的资料，他们就要求我把“原件”拍下来发给他们核对；与此同时他们又很尊重我的意见，就连版式、插图和封面装帧设计也会和我商量，孜孜追求书的品位，力图做得尽善尽美。

    立德同志是叶圣陶研究会副秘书长并兼叶圣陶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胡兰江女士是叶圣陶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去年10月，立德同志在人教社主持召开“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25周年座谈会”。我应邀与会并作了个很简短的发言，说的是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谈的内容是“宋云彬日记里的课本编审者”。这篇文章对《宋云彬日记》所作的“摘句”式和“割裂”式的研究，有违史料运用，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的原则，结论有误。立德同志在会上就希望我把“发言”写成文章，以正视听。从立德同志“怂恿”我把“发言”写成“文章”，以及胡兰江女士提供《宋云彬日记》这些细微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他们这些编辑人也得到了圣陶先生的真传。出版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担负着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所以“像叶圣陶先生那样做编辑”就显得特别重要。编辑是“杂家”，是时代的“先驱者”。在隆重纪念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际，我真诚地向人教社的编辑人献上深深的敬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商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