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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陶行知教育名篇》序言中所批评的，我是“只知陶公其人，未知陶公其说”。陶行知说，“有时候，我们为学生做的事体越多，越是害学生”“问题自决得越多，则经验越丰富。若是别人代我解决问题，纵然暂时结束，经验却也被旁人拿去了”“人不能没有休息，但休息是人最险之时。人无论怎样忙，都没有损害；倘若休息，则魔鬼立至。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许多恶事，都是在休息时候做的”，浅白而深刻、通俗而隽永的话让人感触尤深。

　　关于误解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才知道当年很多人不理解“教学做合一”，哪怕是支持陶行知的。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1928年1月15日《乡教丛讯》第2卷第1期）一文中写道：

　　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

　　什么是“教学做合一”呢？陶行知说，“做”是中心词，“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连支持者都误解，不难想见他人的误解和怀疑了。

　　《答朱端琰之问》（1929年1月《乡教丛讯》第3卷第1期）一文中，陶行知回答了15个问题，比如：做什么？以实际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否能够顾到人生的全部？教学做合一能否传递全社会的经验？如何可以了解哥伦布探获新大陆的故事？要明白火星是否要到火星里去？……第4问和第5问乍看十分有理，难道了解哥伦布探获新大陆也要去“做”？难道了解火星还要飞到火星上“做”一番？陶行知一一解答。我相信端琰先生读后会接受一部分，又会存疑一部分。更多读不到文章的人，依然会对“教学做合一”抱着怀疑、否定的态度。

　　教育改革大抵从来就是如此艰难罢。胡适曾这么劝慰陶行知：思想事业，要受困难和不自由，才能发奋振作。因为有那么多人的质疑，促使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做深入的思考，形成了“陶说”。我们的家常课改革，把70%的课堂时间还给每一个学生，学生这个主体就是在课堂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教师这个主导就是给学生布置好学习任务，就是组织、管理、激励每一个学生完成好自己的学习任务，实现“刚需作业”不出课堂。

　　关于创造

　　陶行知在《创造的教育》（1933年3月《教育建设》第5集）中有不少关于“创造”的妙句：

　　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

　　每个人要去“做”，有想法（思想）地“做”，创造便会不期而至。要紧的是去“做”，而不是等完美的设想。大量的细节只有在“做”中才能得到完善，即便设想极其“完善”，一旦进入现实，还会出现很多问题，从来没有一项改革会“顺风顺水”。“顺风顺水”，一致叫好，绝不是改革，而是溜须拍马。思想，就是为“行动”中的困苦准备的。

　　大家熟知陶行知的“五大解放”：解放小孩子的头脑、解放小孩子的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解放小孩子的时间（《创造的儿童教育》（1945年4月1日《战时教育》第9卷第1期）。解放了儿童，不等于儿童就有创造力。解放后还要建设。陶行知说：

　　需要建立下层的良好习惯，以解放上层的性能，俾能从事于高级的思虑追求。否则必定要困于日用破碎，而不能够向上飞跃。（《创造的儿童教育》）

　　我把这段话发给了朋友们，附言：陶行知先生把我理解的、没说清的习惯与创造的关系说明白了。解放儿童后，不是儿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要给儿童建立良好的习惯。叶圣陶也讲：教育简单一句话，那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习惯的养成重在“天天如此、课课如此”。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看起来天天不一样，天天在创新，但不可能有良好的习惯。

　　关于精确和工具

　　关于“精确”，陶行知在《教育与科学方法》（1923年《民国日报·觉悟》）中说：

　　“差不多”三字是我国人的大毛病。与人约定时间总是迟到（但上火车总是早到）。所以孟禄调查教育时说：“中国人对于数目不正确。如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非从数目入手不可。”

　　“差不多”就是不精确、不精准，就是马马虎虎。要干好事情，非得精确、非得精准。《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1919年10月《新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强调：“法是为人立的，含糊误事，故宜清楚；繁琐害事，故宜简单。”学生自治，必须精确，必须简单。“精确”和“简单”是什么关系？越精确就越简单，只要照着做就可以，而不用去猜测、去解释，十个人有十种猜测和解释，做出来的事便有了十种结果，且人人都觉得自己的结果是正确的。

　　至于“工具”，陶行知在《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1927年7月1日《乡教丛讯》第1卷第3期）中写道：

　　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当工具，才能表现出来。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现；工具优美，才有优美的表现；工具伟大，才有伟大的表现。

　　“无斧不能砍木，无剪不能裁衣，无刀不能做厨子，无工具不能做教育的事业。”（见《教育与科学方法》）各行各业要想提高效益，都要借助外在的工具：要想跑得比马快，可以用汽车；要想游得比鱼快，可以用汽艇；要想比鸟飞得高，可以用飞机；要想算得比人还快，可以用计算机……有了工具，普通人也能成为比马快、比鱼快、比鸟高的超人。有了工具，才能大面积地提高效益。课堂教学效益也是如此。

　　所以，陶行知又说：

　　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须看它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中国教育已到绝境，千万不要空谈教育，千万不要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才是真教育，才是真生活。（《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

　　这就说到了“精准”和“工具”的内在关联。好的工具一定是“精准”的；有了“精准”，才能造出好的工具。有了好的工具，还要“精准”地使用工具，工具才会发挥出价值来。所以，一线教师应该致力于“熟练使用教学工具”，教科书是工具，教参是工具，配套的教具、教辅都是工具。至于开发工具，那应该有专门的团队、专门的人员。这是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各司其职，相互弥补，相互合作，效益才大。

　　关于真话

　　好老师的标准，陶行知有两条：（1）有真知灼见；（2）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两条里都有一个“真”字。他认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不怕丢掉饭碗，晓庄师范被封，也跟他“说真话做真事”有关。语文课程标准中说：要求学生说真话、实话、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套话。这话的背后是有些学生在作文中说假话、空话、套话。

　　《社会改造之出发点》（1923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二周年纪念会会刊》）里，陶行知说：

　　我们倘能把种种问题用大刀阔斧来同时进行，岂不痛快!世上做这种梦的人确实不少。

　　饭要一口一口吃，问题也只能一个一个解决。世上绝没有一套办法，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谁说“有”，那一定是个说假话的坏家伙。我们的家常课要解决三个问题：课堂习惯好了，回家作业少了，考试成绩升了。有人质问：你们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怎么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怎么让学生思维碰撞？……现在我要用陶行知的话回答：“世上做这种梦的人确实不少。”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一代的问题，下一代解决下一代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不少无法解决的问题，等着下一代的人解决。人类延续不断的过程就是问题不断的过程，因为想着后面的问题没解决而不去行动，那几乎等同于“因噎废食”。这也就是陶行知为什么说“做”“行”是第一的。

　　《如何引导学生努力求学》（1929年，《知行书信》）里，陶行知写道：

　　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这话怕是要得罪一些教师，然而道理确是这么简单。教师的字漂亮，学生的字就不会丑；教师的文章漂亮，学生至少不太怕作文。教师具有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学生也不会故步自封、固守成规。教师是个专家，具有专家型思维，学生也就能像个小专家那样思维。反之，教师的办公桌是乱糟糟的，那么学生的课桌大概也是乱糟糟的；教师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学生大抵也是如此。若非如此，那不是教师的功劳，而是家庭教育的功劳。

　　书海茫茫，人生苦短。我越来越觉得读经典的重要，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经典里早就有或直指或暗含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