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经验来看，不知道有创新潜力的人会在哪个时间节点冒出来，那怎样识别和筛选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应该由谁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近日，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与中国教育学会国际教育分会联合举办的“北京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研究”课题专家研讨会上，围绕当前拔尖创新人才识别、培养中的关键问题，来自脑科学、教育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如何识别和筛选？

    “如果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标准过高，覆盖的对象过窄，可能会产生‘掐尖’等教育不公平现象，破坏教育生态。”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教授薛贵坦言。

    神童、天才……提起拔尖创新人才，许多人会简单地联想到智力测试结果超常、学科测试成绩优异的学生。事实上，影响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要素要复杂得多，智商测试结果或特定能力超常，只是其中一种相关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海涛认为，目前国内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存在易忽视外显过早或过晚的学生、易忽视不同人才表现特点的差异等问题。

    一位专家表示，有必要通过基于阶段性表现的动态化识别、参照多样性标准的类型化识别、满足特殊需求的保障性识别，突破主流识别思维的限制，来识别拔尖创新人才。

    “要建立多维识别体系，不断深化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把握，不断总结不同学段和不同模式下拔尖创新人才的表现、需求与特征。”周海涛说。

    以较早开展超常教育探索实践的北京八中为例，该校在识别和选拔具有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潜力的儿童时，首先通过初选考查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科知识掌握能力，再进行复选，通过神经类型测试综合测评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动机策略，此后再通过为期一周左右的封闭式试读，继续观察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行为习惯，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

    在北京开放大学原校长褚宏启看来，类似这种对人才进行的反复识别、多轮次选拔，体现了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学科认知水平，以及兴趣、动机、合作等非智力因素的重视，能够实现全方位、多角度地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是较为科学的识别方法。

    需要何种培养模式？

    跳级升入大学的“别人家的孩子”往往会成为社会新闻关注的热点，然而，后续的跟踪观察显示，部分提早进入大学的“神童”，会因过大的心理压力和过高的自我预期而产生焦虑紧张情绪，面临无法融入集体生活等问题。

    “过去，我国的英才教育模式以创办中小学超常教育实验班、大学少年班等‘加速模式’为主。然而，在这种模式下培养的儿童，虽然认知能力发展得很快，但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未必能跟上。”褚宏启说。

    结合脑科学相关方面的研究经验，薛贵表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从关注智力转变到以关注学习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培养模式，转向综合关注认知能力、思维模式、情绪调节、体质健康等方面。

    “小学阶段是与认知能力具有密切关系的前额叶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应该在小学就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薛贵表示，和大脑发育成熟具有阶段性一样，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长周期。他建议，除了在小学做好“育苗”工作外，要在初中阶段重点培养思维模式和心理品质，在高中阶段将科学兴趣与职业规划融合在一起，实现各学段一体化培养。

    针对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小学试点少、大学试点多的现象，周海涛建议，要从“掐尖式”选育转向“普育式”人才滋养，加强各环节衔接，全环节、全周期地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持续培养体系。

    哪些主体参与培养？

    建立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褚宏启表示，不少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机构来推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建议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设立相关教育管理机构，完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政策体系，整体设计并持续完善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政策体系。

    “加强协同”则是周海涛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强烈呼吁。他表示，当前，从宏观来看，缺少顶层设计统一部署；从中观来看，各政策目标或政策主体的协同性不够；从微观来看，选拔培养机制不衔接不贯通。

    “要加大宣传，营造共担共建的社会育人生态，鼓励引导社会各种力量积极参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周海涛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彭庆辉建议，打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用人单位和国际化全链条，建立贯通式顶层视角下的新型人才观。“党、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和企业应该形成共识，明晰各环节的角色和功能定位，构建多主体协同培育机制，共同培养适应国家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彭庆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