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行程六千里,凌晨到访金坛,长荡湖蛙声一片,三星村属实震撼。”这是获得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厦门大学教授王传超这几天发在朋友圈里的内容。 王传超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双聘教授,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但在“坊间”,他还有不少“头衔”,比如“遗传超人”“‘80后’资深跨界达人”“让骨头开口说话的人”等。 王传超今年37岁。年纪不大,但考古足迹已经遍布各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对这些自幼他便无数次追问过的问题,现今他找到了遗传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交叉研究方法——让DNA来回答,请骨头来说话。他为考古插上科技之翼,把看似已无“活性”的过往重新与当下链接。人类的起源和演化等科学问题在这位科学家的努力下,一点点清晰、明朗。 在他的实验室门口,贴着他的科研理念:“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百余年前分道扬镳,而在我们这个实验室希望把两者再带回到一起。”这个大概40平方米的实验室是王传超带领团队于2019年建成,是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古人类DNA实验室。这里汇集了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法医学等众多专业背景的学生。将“跨界”进行到底,是他和他的团队不断取得重磅成果的秘诀之一。 跨界达人王传超的第一次“跨界”要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作为海洋生物专业的本科生,在一次夏令营活动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人类学研究。彼时尚属冷门专业的人类学犹如一束光点亮了他的视野。儿时萦绕心头的那些关于“人从哪里来”的灵魂之问愈加强烈,他果断放弃正在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学,转攻人类学。这大概是他开启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勇敢的第一步。 很快,来自包括父母在内的疑虑接踵而至。但王传超从未如此坚定过:“我喜欢做没有人做的事情。”“失败了也不怕,大不了回来养鱼。” 当然,更深层次的考虑则是:“海洋生物的研究人员已经很多了,而人类学相关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研究人员较少,尤其是像分子人类学相关研究鲜有人做。所以,对于这片领域,我能不能做点儿什么?” 一扇门就此开启。王传超一头扎进了分子人类学的领域。 人类学既包括对人作为一种生物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也包括对人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而当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深入到染色体、DNA等分子视野,就是分子人类学所关注的范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华夏祖先留下丰富的考古遗址,分子人类学可以从古代遗迹中发掘出的人骨中提取出遗传物质,即“古DNA”,按照遗传学特征对人群的迁徙和演变进行追踪。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关键点在于‘人’。提取古DNA进行研究,让DNA来回答,请骨头来说话,我想这就是意义。”王传超说。 即便是条少有人走的路,王传超也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步履坚定。 这些年,王传超重磅成果频出。 他仍清晰地记得,在自己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天就飞往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搜集该地区自6500年前到3200年前跨越3000多年的众多考古遗址的人骨,开展古人基因组研究,详尽解析了距今5000多年的青铜时代早中期以颜那亚文化为代表的欧亚草原人群的形成历史。 他也曾联合全球40余个单位发布当时东亚地区最大规模、最大范围的古人基因组研究,首次通过古DNA精细解析东亚人群8000年来的起源、迁徙和混合历史。他用古人类基因组数据确证了台湾南岛语人群与大陆壮侗语人群同源、汉藏人群同源,以科学证据系统反驳“台独”和“藏独”的错误观点,使台湾少数民族“南来说”和“藏独”主张完全失去了立论基础。 在近期发布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基因组研究中,他和合作团队揭开了鲜卑核心集团的源流演变之谜。研究显示,宇文邕的血统有六成和古代黑龙江流域东北亚人群有关,三成和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有关,这一发现为南北朝时期贵族之间“胡汉融合”找到了直接证据。 ………… 王传超说:“在探寻人类起源和迁徙的过程中,整个世界犹如一幅绚丽的画卷展示在我们面前,沿着这幅历史画卷去探索那些遗留下来的古迹人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与祖先直接对话的唯一信息。” 戴着黑框眼镜,采集标本,进行论证。王传超说自己的实验室可以称得上是“最宽松”的实验室。这里无需打卡,无需通宵达旦,甚至能在实验室的玻璃窗上看到可爱的涂鸦。“我希望在宽松的氛围里培养学生的松弛感、钝感,希望由此让学生天马行空地畅想并开拓。”他也常常虚心地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交流,吸取来自不同学科的养分。“我最欣慰看到的情景是,学生走出老师的影响,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如果哪个方面的问题,他们考虑到了,而我未曾想到,我很愿意跟他们说,‘好的,我会努力的’。”谈到自己的学生,王传超眼里满是骄傲。 在宽松的氛围里严谨地成长。这是王传超带团队的方式,也是自己成长的方式。 “认识华夏大地上的过去人,关注现代人,畅想未来人。”提及将来,他说,还有好多的样本需要去采集,还有好多的事情需要去梳理,故事才只讲到了一半。初夏的一缕阳光照进,未来正要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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