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选自《坐拥书城》 吕宸 摄

《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科学者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买书。虽然学校就有很大的图书馆，市里和区里都有公共图书馆，更不要说国图，但学者们还是会买书，并且会努力经营自己的藏书。我也有自己的“书房”，实际上是书库，什么书，我都舍不得散，所以越积越多。过去还在学校管理岗位上时，我的办公室曾经在二层，层层叠叠，堆满了书，以至于管后勤的副校长多次来查看，说是怕我把楼压塌了。

    我的导师芮沐先生，先是住在蔚秀园，书房面积很小，除了书之外，只有一桌一椅。学生去找他，师母就临时拿出一把折叠椅，支起来让学生坐。后来芮先生搬到了燕南园，他的书房就宽敞了许多，但书更多了，剩下的空间依然很小，学生来了，仍旧像原来一样，和导师坐得很近。芮先生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师母也是有文化的人，毕业于燕京大学，他俩都长寿。芮先生一百岁的时候，还惦记着吃烤鸭，我从增光路的“九花山烤鸭店”打包了送去。师母听说我睡眠不好，就告诉我，每天睡前看几页英文小说，一会儿就困了，“这是秘诀”。

    李志敏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他不仅是法学教授，还是大书法家。他家里，也有间非常简陋的“书房”，一张折叠圆桌就是他读书写字的地方。学生和求墨宝的客人，往来不绝。他就在那圆桌上写毛笔字，站着写，执笔很高。他对我说，“想干的事情就去干，不要想那么多，没有用”。他是看出来我的性格有犹豫不决的一面，想要“当头棒喝”。不过，性格的养成，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是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造成的，不容易改变。李老师的性格其实也并不那么刚猛，就如同他写的字，以碑入草，碑帖融合，刚柔相济。

    赵宝煦先生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父亲的老同学、老朋友，我对他非常敬重，也非常亲近。他晚年搬到了蓝旗营的大房子，有不小的书房，可里面除了他自己的座椅空着之外，客人的座椅上也堆着书。我进屋之后，他得搬开这些书，我才有地方坐下。

    还有白化文先生，他是我认识的对联写得最好的当世学者，也是我认识的一个大文化人。他搬到温泉西边的寓所后，我曾多次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就与他坐在书房里聊。他的书房里全是书，桌子上堆满了，窗台上也堆满了。老人家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依然每天“爬格子”，稿约不断。我劝他别这么辛苦了，他说：“人家找我写东西，说明我在人家眼里还有用。等人家都不找我写了，说明我也没用了。”老人家说话幽默、实在，说明他活得非常通透了。现在我也成了“老教授”，想起白先生当年说过的话，觉得很适用。今天还有朋友和学生来约我写文章，说明我还有用，我手里的笔就不能停下来。

    讲了这么几位老先生的书房，一方面是想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书房大与小，书多与少，都没关系，关键看人，人是君子，那不拘小节也不是啥毛病，反而让人觉得光风霁月，天高海阔；另一方面，也想为我自己的书房如此拥挤、杂乱“辩护”几句，我的老师们就这样，所以我也这样，而且比老师们还不讲究，这可不能都怪我。

    看着这本《坐拥书城》里北大教授们的书房，如此整洁美观，如此雅致大方，我由衷地表示羡慕和敬佩，可惜自己学不来；而且，书要适时聚，也要适时散，我所崇敬的汤一介先生、邓广铭先生等好多老先生，都把自己的藏书捐给了北大。我现在要开始对书房做减法了。如果年轻一辈的学者愿意接，就应该把书送给他们。做学问，就应该一代比一代强，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怕只怕年轻人看不上这些书了。

    在我心里，书房好比为学者量身定做的“衣服”，他们穿着合身不合身、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学者，也就是书生，手无寸铁，无权无势，只有这几平方米的书房是属于他（她）自己的，他（她）就是这里的“国王”，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吧。

    图书馆呢？当然很好，大学者们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待着，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衣服”，是为大家服务的。文章是自己的好，书房也一定是自己的好。

    书房还是学者“干活的地方”。我在工厂里干过，闻到机油味儿，就知道该劳动了。书房也一样，那里有学者最熟悉的味道，有那种氛围，身在其中，写作就有灵感，思考就有灵光。

    书房当然能看出一个学者的个性、习惯、格局等，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书籍、怎么安放这些书籍，都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好多信息。仔细研究大学者的书房，或许能摸到一点儿治学的门道。

    一个好的学者，不能没有书房；一所好的大学，也不能不千方百计为学者们经营和保障安静的书房。这是学者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天下很大，书房很小，可在学者眼里，书房就是天下。待在自己的书房里，就好像鱼儿在水、鸟儿在天，自由自在；对着一架又一架的书，那万家的忧乐、百年的兴衰，都了然在心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