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读书周刊·教师书房
2023年07月12日 星期三
书房还是自己的好
吴志攀
图片选自《坐拥书城》 吕宸 摄
《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科学者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买书。虽然学校就有很大的图书馆,市里和区里都有公共图书馆,更不要说国图,但学者们还是会买书,并且会努力经营自己的藏书。我也有自己的“书房”,实际上是书库,什么书,我都舍不得散,所以越积越多。过去还在学校管理岗位上时,我的办公室曾经在二层,层层叠叠,堆满了书,以至于管后勤的副校长多次来查看,说是怕我把楼压塌了。

    我的导师芮沐先生,先是住在蔚秀园,书房面积很小,除了书之外,只有一桌一椅。学生去找他,师母就临时拿出一把折叠椅,支起来让学生坐。后来芮先生搬到了燕南园,他的书房就宽敞了许多,但书更多了,剩下的空间依然很小,学生来了,仍旧像原来一样,和导师坐得很近。芮先生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师母也是有文化的人,毕业于燕京大学,他俩都长寿。芮先生一百岁的时候,还惦记着吃烤鸭,我从增光路的“九花山烤鸭店”打包了送去。师母听说我睡眠不好,就告诉我,每天睡前看几页英文小说,一会儿就困了,“这是秘诀”。

    李志敏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他不仅是法学教授,还是大书法家。他家里,也有间非常简陋的“书房”,一张折叠圆桌就是他读书写字的地方。学生和求墨宝的客人,往来不绝。他就在那圆桌上写毛笔字,站着写,执笔很高。他对我说,“想干的事情就去干,不要想那么多,没有用”。他是看出来我的性格有犹豫不决的一面,想要“当头棒喝”。不过,性格的养成,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是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造成的,不容易改变。李老师的性格其实也并不那么刚猛,就如同他写的字,以碑入草,碑帖融合,刚柔相济。

    赵宝煦先生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父亲的老同学、老朋友,我对他非常敬重,也非常亲近。他晚年搬到了蓝旗营的大房子,有不小的书房,可里面除了他自己的座椅空着之外,客人的座椅上也堆着书。我进屋之后,他得搬开这些书,我才有地方坐下。

    还有白化文先生,他是我认识的对联写得最好的当世学者,也是我认识的一个大文化人。他搬到温泉西边的寓所后,我曾多次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就与他坐在书房里聊。他的书房里全是书,桌子上堆满了,窗台上也堆满了。老人家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依然每天“爬格子”,稿约不断。我劝他别这么辛苦了,他说:“人家找我写东西,说明我在人家眼里还有用。等人家都不找我写了,说明我也没用了。”老人家说话幽默、实在,说明他活得非常通透了。现在我也成了“老教授”,想起白先生当年说过的话,觉得很适用。今天还有朋友和学生来约我写文章,说明我还有用,我手里的笔就不能停下来。

    讲了这么几位老先生的书房,一方面是想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书房大与小,书多与少,都没关系,关键看人,人是君子,那不拘小节也不是啥毛病,反而让人觉得光风霁月,天高海阔;另一方面,也想为我自己的书房如此拥挤、杂乱“辩护”几句,我的老师们就这样,所以我也这样,而且比老师们还不讲究,这可不能都怪我。

    看着这本《坐拥书城》里北大教授们的书房,如此整洁美观,如此雅致大方,我由衷地表示羡慕和敬佩,可惜自己学不来;而且,书要适时聚,也要适时散,我所崇敬的汤一介先生、邓广铭先生等好多老先生,都把自己的藏书捐给了北大。我现在要开始对书房做减法了。如果年轻一辈的学者愿意接,就应该把书送给他们。做学问,就应该一代比一代强,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怕只怕年轻人看不上这些书了。

    在我心里,书房好比为学者量身定做的“衣服”,他们穿着合身不合身、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学者,也就是书生,手无寸铁,无权无势,只有这几平方米的书房是属于他(她)自己的,他(她)就是这里的“国王”,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吧。

    图书馆呢?当然很好,大学者们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待着,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衣服”,是为大家服务的。文章是自己的好,书房也一定是自己的好。

    书房还是学者“干活的地方”。我在工厂里干过,闻到机油味儿,就知道该劳动了。书房也一样,那里有学者最熟悉的味道,有那种氛围,身在其中,写作就有灵感,思考就有灵光。

    书房当然能看出一个学者的个性、习惯、格局等,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书籍、怎么安放这些书籍,都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好多信息。仔细研究大学者的书房,或许能摸到一点儿治学的门道。

    一个好的学者,不能没有书房;一所好的大学,也不能不千方百计为学者们经营和保障安静的书房。这是学者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天下很大,书房很小,可在学者眼里,书房就是天下。待在自己的书房里,就好像鱼儿在水、鸟儿在天,自由自在;对着一架又一架的书,那万家的忧乐、百年的兴衰,都了然在心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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