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居然也用1、2、3来计数？40多年后，回忆读小学时在镇电影院看亚运会纪录片所产生的巨大疑问，我不由得哑然失笑。笑过自己的幼稚之后，我反思自己爱上不断进阶升级、挑战自我的阅读，并且努力将自己读书、教书、观察、思考的体会写成文字，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了弄清来龙去脉，为了寻找方法论和价值观。

    刚读小学时，我为了借到《白毛女》《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连环画看，帮同学做作业、打扫教室，真是干劲十足。后来我父亲到村小教书，我就缠着父亲借学校的《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给我看——三四年级的我读这些杂志，其实只是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初中读《贼狼滩》《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以及“世界之最”科普系列。读中师时，听廖泽钧老师作《红楼梦》讲座，从此不可救药地爱上《红楼梦》以及红学著作；与此同时，我到图书馆借阅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肖洛霍夫等俄苏作家的小说；痴迷于王蒙、李国文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并由此一窥弗洛伊德心理学、萨特存在主义等现代思潮的堂奥。

    在做文学青年梦的同时，我也看其他学科的书。有一次我看到“巴拿马地峡”这个说法，自己捉摸不透，于是问地理老师，没承想老师也说不清。参加工作后，我订阅《小说评论》《当代文艺思潮》等刊物，到武汉配眼镜时买到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下）。不管是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还是地理、历史、天文、生物，不少书读起来似懂非懂；有些实在难懂，读几页就被迫放下。但随着阅历的丰富、理解能力的提高，对现实和历史的体悟逐渐加深，后来再读就能理解了，如伍尔芙《墙上的斑点》、卡夫卡《变形记》、艾略特《荒原》、贝克特《等待戈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以及意识流、表现、荒诞、夸张、魔幻等手法，都能豁然贯通。极度陌生的手法及其所承载的思想，冥思苦想之后的恍然大悟，让我有一种挑战自我、不断升级的愉悦感。在我看来，这种愉悦与阿基米德欢呼“尤里卡！尤里卡！”的巨大喜悦不相上下。

    在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前，喜欢琢磨的我为找寻答案往往煞费苦心。在教学、自学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疑问却百思不得其解。我抓住一个机会，列了十几个问题，比如象征与比喻的区别、表现手法与写作手法的区别等。同事的亲戚是在大学教现代汉语的朱楚宏老师，他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并给我开了一个书单，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想在教学和写作上真正登堂入室，还是得走正道，读这个领域的权威教材，这样才能弄清楚方法与体系；看那些抖机灵、戏说搞笑类的文章，只是图一个乐子，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方法与价值观。”听到这番话，我不由得羞愧赧然，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今后要读那些名门正派的正经书。但后来我没能做到系统化阅读，仍然是东鳞西爪的野狐禅套路，却也不受学院派束缚，多了一些逍遥自在、听凭兴趣的自由阅读。

    我刚开始读师范时就在邮局买过《读书》，还订阅过《书林》《书城》《书屋》《随笔》《万象》等，这些杂志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让我的阅读兴趣集中在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互联网成为生活必需品后，我手机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百度APP，电脑上常用的搜索引擎是bing。借助这些工具，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视野变得开阔；在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引导学生学会设置搜索关键词，学会滚雪球似的由此及彼、串起知识、建立体系，学会甄别信息真伪，学会纠正信息讹误，学会引用成果并遵循学术规范，学会辨别网络文章的优劣、订阅优质公众号。

    寻找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表达手段、做事方法，不沉迷于空泛浮夸的屠龙之技，不醉心于寻求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公式和宇宙真理，是我读书、阅世、思考之后的体悟。2013年9月，我受《名作欣赏》副主编孙明亮之邀，担任学术主持人及撰稿人，对《美国语文》《国文百八课》《国文》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高中语文教材进行学术观察。我深感自己学力有限，于是钻研汉斯·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试图以诠释学作为工具，对语文教材进行研究。在研读《真理与方法》的过程中，开始也是懵懂迷惑，不理解该书的体系，不理解诠释学为什么要分析教化、历史等，甚至认为书名大而无当。仔细琢磨目录和体系，特别认真钻研有关理解、语言、审美等相关论述，我大致上弄清了诠释学的精髓所在，并以此为利器，开始了我为期一年的教材观察之旅。

    不满足于已有的方法和工具，别求新声于异域，信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训，走在不断寻找好方法的路上。永不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挑战自己的理解、读书、写作极限，求教于学生和同事，我努力理解虚数、加速度、时空关系、薛定谔的猫、黄道面等理科内容；跟上时代步伐，学习AI、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相关知识；2018年1月4日，趁学生回国探亲的机会，促成学校邀请在谷歌担任高级工程师的王晶面向学生作AI方面的报告；邀请廖佳军博士作个人规划、不断进步的报告；同时我担任召集人和撰稿人，邀请王晶、杨林柯、殷国雄在《中国教育报》上开展AI话题的讨论；在《师道·人文》上发表人工智能与教育之关系的随笔，并被多家网站转载。

    人们通常认为社科、人文学科可以天马行空、任意东西，不需遵循严格的规则，也没有公理、定理、公式、定律等依托或束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里提出的“猜想—反驳”方法论，给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新视窗。具体而言，无论是作文还是观察历史与现实，循着“提出假想—收集材料—逻辑推演—证实或证伪”的程序，才有可能得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结论。研读经典让我加深了对这一观点的理解。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分别从“城市、君侯与神祇”以及“封建国家与俸禄国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就好像物理学、天文学用望远镜、射电望远镜观察宇宙，生物学用显微镜观察微观世界一样，既有工具与方法的全新转换，又有思想与结论的新颖独到。何兆武、柳卸林主编的《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则让我认识到，批判质疑、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等科学精神，如何在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观察中国时体现出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高中整本书阅读书籍之一，旨在训练学生在进行社科人文思考、写作时应具备的科学意识。

    读书的主要目的是吸收人类文明的智慧成果，这样既得到思考的乐趣，又能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与现实生活，还能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读书、写作与阅世，相互印证、互文见义、相得益彰，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稳。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仙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