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华近影。受访者供图

1995年，课本剧《华老栓茶馆》演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2022年，谢华受邀成为母校衢州一中百年校庆火炬手。受访者供图

    谢华，原名谢媛媛，创作有幼儿童话、校园小说、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80余万字，获得过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大奖、第六届丰子恺原创图画书奖首奖等重要奖项。她最为读者熟知的作品当是《岩石上的小蝌蚪》和《外婆家的马》，这两部作品都与知名画家合作，被改编为图画书，获得了很高赞誉。

    相较于创作，谢华似乎更钟情于教学，她说自己“第一是教书，第二是写作”，把教师这个职业做得“有滋有味、欲罢不能”。她在浙江衢州巨化中学工作整整二十年，教高中语文，当班主任，那是她“人生中最倾情、最丰满的二十年”，她能脱口而出地跟你讲上一沓她与学生的故事。

    出生于1948年的谢华，已于2005年退休。去年底，她入住了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室外即江，环境清雅。她将自己数十年的藏书带了过去，建了阅览室，而且重操教师旧业，带领老年朋友开办了国学讲堂。

    “流年如水，回望来时路，无阴亦无晴。”读谢华在朋友圈写下的“碎碎念”，耳边响起的，是她平静、舒缓、坦然的声音。

    父亲、女儿与老师的推动

    周益民：首先，想问一个作家们通常都会面对的问题：您是怎么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的？

    谢华：应该是几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是父亲对我的期望。我父亲没有读过正规大学，他很希望我能上大学，当一个作家。我小时候他老是给我买书，订小朋友的刊物。有一次我们看电影《小足球队》，他让我写一篇观后感去投稿，虽然没中，但至少写文章投稿在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跟我女儿有关。1977年可以考大学了，当时我女儿四岁，我去读大学，把她放在一个退休老师家里。我很想女儿，就学着冰心的样子写了《寄小女儿》，被蒋风老师拿去，在贵州一个叫《幼芽》的儿童文学刊物上发表了。那是我的处女作。

    第三个就是蒋风老师的儿童文学课。他给我们成立了儿童文学兴趣小组，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写儿童文学。1982年我大学毕业，蒋风老师就让我参加了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正式加入了浙江儿童文学队伍。这么几个方面，成就了我这辈子的儿童文学创作。

    周益民：近日重读您的名作《岩石上的小蝌蚪》，对作家汤汤评价的“丰沛的美和悲剧的力量”深为赞同。这部作品发表于1988年，在幼儿文学作品甜美温馨风的包围下，当年您怎么会有如此大胆的构思？

    谢华：也许无知者无畏，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文坛上的风向。一次，我跟我妹妹去鹿鸣山上坟。我有个外甥，很调皮，抓了几只小蝌蚪，放在山坡上凹陷的石头缝里，就回家了。我经常想起那几只小蝌蚪，很为它们惋惜，就想让它们永远活着，活在大岩石公公的怀抱里，根本没有想到悲剧色彩。我看过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诺言》，印象比较深，我把几只小蝌蚪也写成了很执着、很讲信用。这样可能增加了一点儿悲剧色彩。这篇小故事被圣野、鲁兵、汪习麟老师喜欢，做了一些推荐，还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近年又入选“百年百部”经典图画书，非常荣幸。

    这辈子就写了“老提”一个人

    周益民：《快乐的老提》是一组十分可爱的童年故事，我个人以为，老提同戴小乔、马鸣加等一起，是原创桥梁书的典型儿童形象。就如方卫平教授赞誉的，写出了一种松松垮垮、“迷迷瞪瞪”的童年情味。这个形象有生活原型吗？您是怎么把握其特点的？

    谢华：老提是有原型的，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孩子。有个老师的小孩，一次，我们大人边走边聊天，突然他跟我说：“谢老师，我要演小品了。”我说：“太好了，到时我来看。”他很高兴，还叫我买点儿糖奖励他。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到教室外从门缝里一看，班级里静悄悄的，在上自习课。这个小孩老是希望人家给他鼓掌，但是屡战屡败。我就想写写这么一个人物，他们总是开开心心、没心没肺的，本性憨厚善良，老是唱着歌走路，一边走一边跌跟头，然后爬起来继续走。我觉得这样的形象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带来向上的力量，大人小孩都喜欢看。这个系列在浙江的《小学生时代》上连载。我的一个同学对我说，“我的外孙都叫你‘老提阿姨’了”。

    后来我当外婆了，有了外孙。没想到我外孙把这个老提的角色接下去演了。有一次我正在电脑上修改，他看着电脑上老提的故事，问我：“阿婆，你怎么那么早就认识我了？”他把自己代入了，他就是老提了。我这个外孙长得圆头圆脑的，看上去很聪明，但是也比较糊涂，没心没肺的，有很多故事，我就接着写快乐的老提。

    周益民：《外婆家的马》也是一个必须提及的作品。这不仅指它是您的代表作，也是基于它在原创图画书中的重要影响。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东西”跟之前的“老提”形象有关联吗？

    谢华：老提的故事大多写于20世纪90年代，我外孙是2005年出生的，相隔多年了。外孙的这些故事，我集结为“小东西”。

    外孙使我的感受更加深刻。他比较粗心，成绩也不太好，又很想为大家做事。他很希望老师对他笑一下。有个老师在菜场买菜，他钻进去把老师从人堆里叫出来，然后叫一声老师好。他说老师笑了。在我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对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小东西”是幼儿园和一年级版的老提故事，慢慢长大，二年级三年级，就是老提，他们两个是一类人。我退休以后教作文班，我把老提的故事编成课本剧让学生演。很多学生都说自己就是老提，讲了很多关于老提的故事。这个人物形象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

    周益民：在图画书创作的过程中，您跟画家黄丽是怎么沟通的？她画笔下的“小东西”跟您心中的形象吻合吗？

    谢华：跟黄丽认识是书为媒。我跟作家萧袤参加一个创作会。聊天时，我告诉了他《外婆家的马》这个故事。后来萧袤见到黄丽和编辑郑颖，就绘声绘色地读了《外婆家的马》，把她们乐坏了。她们看好这个故事，专程到衢州找我聊。这中间我们又互有来去，不断修改，最终成功地创作了这部作品。

    我们的沟通是在外婆这个点上。作品的主角是外婆和“小东西”，偏向于外婆，就是外婆的爱。黄丽从小也是外婆带大的，对外婆对“小东西”的爱很有感受。“小东西”的形象跟我心中的“小东西”也基本符合，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满怀好意地捣乱，后面有个转折，他捣乱破坏后看到外婆确实累了，让外婆骑大马上街，帮外婆打扫卫生，等等，又在回报外婆。想象的空间比较自由，很有吸引力。作品中“小东西”的事情全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我很感谢我们家“小东西”，我对他说是你帮助我创作的。在上海举办第六届丰子恺图画书奖颁奖的时候，我女儿特意把“小东西”从厦门带到上海，这在他的人生中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周益民：我读过您的长篇成长小说《山楂红了》，当时的感觉是震动而意外。说震动是因为作品的质地深深打动了我；说意外，是这部作品与我之前所读的您的幼儿文学、儿童故事比较，差异不小。幼儿至少年阶段，心智变化很大，您怎么能准确把握其阶段性的？

    谢华：我觉得尽管他们年龄增大了，但是本性没有变，我总是能够在我的学生中找到老提。我的那些短篇小说里好多人物形象，就是长大的老提。我写的《大肚皮警察》也有老提的影子。他是长大工作了，娶妻了。这个大肚皮警察也是有点儿糊涂，爱做好事，也是不被人理解。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这辈子其实就写了一个人，就是老提，从低幼故事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他们有一个共性，憨厚善良，乐于为人家做事，常常好心办坏事，但是他们不灰心，会继续努力。他们不被人看见，又希望被关注，就这么磕磕绊绊地快乐前行，唱着歌走路。他们不被人了解，中不溜秋，我要为他们说话，去表现他们。

    学生就是我的创作源泉

    周益民：作家毛芦芦、汤汤都曾提及您对她们的扶携。印象中，多年前，您写过网易博客，好像在博客上多次写到汤汤和她的作品。您是怎么看出她们的文学潜质的？

    谢华：我刚退休的时候，网易博客正盛行，我爱上了写博客。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50多万的点击量，遍布全国的朋友，至今我还保留了几个博友。可惜说没就没了，确实有点儿失落。

    汤汤率性执着，她写作追求好玩，她觉得自己能够写得和别人不一样，不但跟别人不一样，还要跟自己不一样。我跟她的相知是一次跟随蒋风老师去武义讲课。记得当时她给我们讲笑话，一次她去绍兴，钱包被偷了，又想游东湖。湖面上有个捡垃圾的小船，她就跟那个大爷说想坐他的船，大爷不同意，她就坐在那里。大爷一圈回来，她还坐在那里，大爷就让她上了小船，她就帮着大爷捞了一个下午湖面垃圾。很有特点吧？听了我们的课，她跟我说，她也要写童话。第二年，我告诉她，暑假要举办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我跟当时的儿童文学创委会主任倪树根作了推荐。她就挺着大肚皮来了，这一来就不走了，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不断地写，不断地投到我的邮箱里，越写越好，经常让我惊艳。

    跟毛芦芦接触时间比较长，她进儿童文学圈子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写作水平，她很努力、很勤奋。近年来，她的创作从小说慢慢转到了散文。祝愿她越写越好。

    周益民：您和毛芦芦、汤汤，都是教师、作家双栖。您觉得教师写作儿童文学，有特别之处吗？

    谢华：有的，特别是对我而言。我首先是教师，然后是作家。因为喜欢教师这个工作，于是就有了儿童文学的写作，又因为儿童文学的写作，使教师工作多了几分光彩。我1969年“插队”劳动了两年，然后在大队里当民办教师，有机会跟农村孩子接触，记录了很多感受，后来在公社中学教了几年，大学毕业又到巨化中学教高中，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我都比较熟悉。

    我当班主任，那是一种全心全意的牵挂和爱护，有很多感触在心里涌动。有一次，我们编排了一个课本剧《黑森林》，自以为编得很好，结果到市里演出没有拿到奖。一个男孩是主编，他哭了，坐公交车回去，半途他就下了车，在风里走。全体演出的学生和我也一起下了车，陪着他在风中走。那种感觉，那种手拉手同甘共苦的情感，没有亲身体会是写不出的。

    我经常搞一些活动，一方面让他们接近大自然，另一方面，加深跟他们的感情。有一年秋天，野菊花开了，我把他们带到山坡上，让他们躺在山坡上，用耳朵贴着大地，然后说说听到了什么。很有意思，有些人说听到牛叫，有些人说听到拖拉机声，有些人说听到说话的声音，也有些人说听到了野菊花喧闹的声音。后来他们写了一篇很好的作文，听不一定用耳朵，用心也可以去听。

    我不是一个能够无中生有的天才作家，我的作品都是从校园中来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感动和思考的结果，学生就是我的创作源泉。孩子们就像一条条浪花飞溅的小河小溪，我就是走在小河小溪里的一个参与者，我的作品就是这些小河小溪溅起的浪花，如果没有校园生活，也就没有我的那些校园小说。

    周益民：您的学生看过您的作品吗？有什么反应？

    谢华：20世纪90年代，我有三年在江苏《少年文艺》上连载“校园写真”专栏，写我们的课堂，纪实的，写得很轻松、很从容。我的学生很喜欢，每一期到了，他们就忙着去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哪个是我，哪个是你。他们也学着写，后来也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可以说，创作也成就了我的教学。

    作品是放入生活长河的一个漂流瓶

    周益民：坦率地说，我感觉，《快乐的老提》《山楂红了》并没有获得与作品品质相对等的影响力，对此，您怎么看？

    谢华：这确实是我的遗憾。我觉得自己写得最自如、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校园小说。《山楂红了》是我唯一的长篇小说，写写改改，前前后后鼓捣了十年。更多的是短篇小说，得奖的《楼道》《守望》等，我觉得是经得起读的。《岩石上的小蝌蚪》《外婆家的马》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感到非常幸运，但还是有点儿遗憾。我希望我的那些小说能够得到应得的肯定，能够解读到我在小说中倾注的用心。最近在衢州儿童文学节上，浙师大胡丽娜老师分析了我的小说《守望》，精准地剖解了小说中深藏其间的细节，我听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作为一个作家，建构一部作品的独特意境，表达某种独特情愫，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深入地解读啊。

    我总是安慰自己，作家只是写作，一部作品就是作家放入生活长河的一个漂流瓶，它会流到哪里，能流多长时间，自有它的命运。今天你问起，再说起它们，已经是它们的幸运了。

    周益民：您已退休多年，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创作计划？

    谢华：目前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放下了一些追求，放下了那些遗憾，好好地关注当下的生活。我现在住在一个养老机构，享受这个机构提供的方便。至于写作，顺其自然吧。

    有一个“小东西系列故事”在海燕出版社放了多年，说是今年会出版。《大肚皮警察》是我跟“小东西”一起编的一个幻想和现实混杂的故事，今年也会出版。昨天一些学生来看我，说：“谢老师，你在这里体验生活啊。”我心头一震，我为什么不是体验生活呢？我也许可以写一写老年生活。这个再说了，水到自然渠成。

    （作者系南京市琅琊路小学语文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