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5月17日 星期三
谢华:无阴亦无晴
周益民
谢华近影。受访者供图
1995年,课本剧《华老栓茶馆》演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2022年,谢华受邀成为母校衢州一中百年校庆火炬手。受访者供图

    谢华,原名谢媛媛,创作有幼儿童话、校园小说、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80余万字,获得过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大奖、第六届丰子恺原创图画书奖首奖等重要奖项。她最为读者熟知的作品当是《岩石上的小蝌蚪》和《外婆家的马》,这两部作品都与知名画家合作,被改编为图画书,获得了很高赞誉。

    相较于创作,谢华似乎更钟情于教学,她说自己“第一是教书,第二是写作”,把教师这个职业做得“有滋有味、欲罢不能”。她在浙江衢州巨化中学工作整整二十年,教高中语文,当班主任,那是她“人生中最倾情、最丰满的二十年”,她能脱口而出地跟你讲上一沓她与学生的故事。

    出生于1948年的谢华,已于2005年退休。去年底,她入住了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室外即江,环境清雅。她将自己数十年的藏书带了过去,建了阅览室,而且重操教师旧业,带领老年朋友开办了国学讲堂。

    “流年如水,回望来时路,无阴亦无晴。”读谢华在朋友圈写下的“碎碎念”,耳边响起的,是她平静、舒缓、坦然的声音。

    父亲、女儿与老师的推动

    周益民:首先,想问一个作家们通常都会面对的问题:您是怎么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的?

    谢华:应该是几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是父亲对我的期望。我父亲没有读过正规大学,他很希望我能上大学,当一个作家。我小时候他老是给我买书,订小朋友的刊物。有一次我们看电影《小足球队》,他让我写一篇观后感去投稿,虽然没中,但至少写文章投稿在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跟我女儿有关。1977年可以考大学了,当时我女儿四岁,我去读大学,把她放在一个退休老师家里。我很想女儿,就学着冰心的样子写了《寄小女儿》,被蒋风老师拿去,在贵州一个叫《幼芽》的儿童文学刊物上发表了。那是我的处女作。

    第三个就是蒋风老师的儿童文学课。他给我们成立了儿童文学兴趣小组,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写儿童文学。1982年我大学毕业,蒋风老师就让我参加了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正式加入了浙江儿童文学队伍。这么几个方面,成就了我这辈子的儿童文学创作。

    周益民:近日重读您的名作《岩石上的小蝌蚪》,对作家汤汤评价的“丰沛的美和悲剧的力量”深为赞同。这部作品发表于1988年,在幼儿文学作品甜美温馨风的包围下,当年您怎么会有如此大胆的构思?

    谢华:也许无知者无畏,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文坛上的风向。一次,我跟我妹妹去鹿鸣山上坟。我有个外甥,很调皮,抓了几只小蝌蚪,放在山坡上凹陷的石头缝里,就回家了。我经常想起那几只小蝌蚪,很为它们惋惜,就想让它们永远活着,活在大岩石公公的怀抱里,根本没有想到悲剧色彩。我看过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诺言》,印象比较深,我把几只小蝌蚪也写成了很执着、很讲信用。这样可能增加了一点儿悲剧色彩。这篇小故事被圣野、鲁兵、汪习麟老师喜欢,做了一些推荐,还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近年又入选“百年百部”经典图画书,非常荣幸。

    这辈子就写了“老提”一个人

    周益民《快乐的老提》是一组十分可爱的童年故事,我个人以为,老提同戴小乔、马鸣加等一起,是原创桥梁书的典型儿童形象。就如方卫平教授赞誉的,写出了一种松松垮垮、“迷迷瞪瞪”的童年情味。这个形象有生活原型吗?您是怎么把握其特点的?

    谢华:老提是有原型的,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孩子。有个老师的小孩,一次,我们大人边走边聊天,突然他跟我说:“谢老师,我要演小品了。”我说:“太好了,到时我来看。”他很高兴,还叫我买点儿糖奖励他。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到教室外从门缝里一看,班级里静悄悄的,在上自习课。这个小孩老是希望人家给他鼓掌,但是屡战屡败。我就想写写这么一个人物,他们总是开开心心、没心没肺的,本性憨厚善良,老是唱着歌走路,一边走一边跌跟头,然后爬起来继续走。我觉得这样的形象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带来向上的力量,大人小孩都喜欢看。这个系列在浙江的《小学生时代》上连载。我的一个同学对我说,“我的外孙都叫你‘老提阿姨’了”。

    后来我当外婆了,有了外孙。没想到我外孙把这个老提的角色接下去演了。有一次我正在电脑上修改,他看着电脑上老提的故事,问我:“阿婆,你怎么那么早就认识我了?”他把自己代入了,他就是老提了。我这个外孙长得圆头圆脑的,看上去很聪明,但是也比较糊涂,没心没肺的,有很多故事,我就接着写快乐的老提。

    周益民《外婆家的马》也是一个必须提及的作品。这不仅指它是您的代表作,也是基于它在原创图画书中的重要影响。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东西”跟之前的“老提”形象有关联吗?

    谢华:老提的故事大多写于20世纪90年代,我外孙是2005年出生的,相隔多年了。外孙的这些故事,我集结为“小东西”。

    外孙使我的感受更加深刻。他比较粗心,成绩也不太好,又很想为大家做事。他很希望老师对他笑一下。有个老师在菜场买菜,他钻进去把老师从人堆里叫出来,然后叫一声老师好。他说老师笑了。在我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对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小东西”是幼儿园和一年级版的老提故事,慢慢长大,二年级三年级,就是老提,他们两个是一类人。我退休以后教作文班,我把老提的故事编成课本剧让学生演。很多学生都说自己就是老提,讲了很多关于老提的故事。这个人物形象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

    周益民:在图画书创作的过程中,您跟画家黄丽是怎么沟通的?她画笔下的“小东西”跟您心中的形象吻合吗?

    谢华:跟黄丽认识是书为媒。我跟作家萧袤参加一个创作会。聊天时,我告诉了他《外婆家的马》这个故事。后来萧袤见到黄丽和编辑郑颖,就绘声绘色地读了《外婆家的马》,把她们乐坏了。她们看好这个故事,专程到衢州找我聊。这中间我们又互有来去,不断修改,最终成功地创作了这部作品。

    我们的沟通是在外婆这个点上。作品的主角是外婆和“小东西”,偏向于外婆,就是外婆的爱。黄丽从小也是外婆带大的,对外婆对“小东西”的爱很有感受。“小东西”的形象跟我心中的“小东西”也基本符合,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满怀好意地捣乱,后面有个转折,他捣乱破坏后看到外婆确实累了,让外婆骑大马上街,帮外婆打扫卫生,等等,又在回报外婆。想象的空间比较自由,很有吸引力。作品中“小东西”的事情全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我很感谢我们家“小东西”,我对他说是你帮助我创作的。在上海举办第六届丰子恺图画书奖颁奖的时候,我女儿特意把“小东西”从厦门带到上海,这在他的人生中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周益民:我读过您的长篇成长小说《山楂红了》,当时的感觉是震动而意外。说震动是因为作品的质地深深打动了我;说意外,是这部作品与我之前所读的您的幼儿文学、儿童故事比较,差异不小。幼儿至少年阶段,心智变化很大,您怎么能准确把握其阶段性的?

    谢华:我觉得尽管他们年龄增大了,但是本性没有变,我总是能够在我的学生中找到老提。我的那些短篇小说里好多人物形象,就是长大的老提。我写的《大肚皮警察》也有老提的影子。他是长大工作了,娶妻了。这个大肚皮警察也是有点儿糊涂,爱做好事,也是不被人理解。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这辈子其实就写了一个人,就是老提,从低幼故事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他们有一个共性,憨厚善良,乐于为人家做事,常常好心办坏事,但是他们不灰心,会继续努力。他们不被人看见,又希望被关注,就这么磕磕绊绊地快乐前行,唱着歌走路。他们不被人了解,中不溜秋,我要为他们说话,去表现他们。

    学生就是我的创作源泉

    周益民:作家毛芦芦、汤汤都曾提及您对她们的扶携。印象中,多年前,您写过网易博客,好像在博客上多次写到汤汤和她的作品。您是怎么看出她们的文学潜质的?

    谢华:我刚退休的时候,网易博客正盛行,我爱上了写博客。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50多万的点击量,遍布全国的朋友,至今我还保留了几个博友。可惜说没就没了,确实有点儿失落。

    汤汤率性执着,她写作追求好玩,她觉得自己能够写得和别人不一样,不但跟别人不一样,还要跟自己不一样。我跟她的相知是一次跟随蒋风老师去武义讲课。记得当时她给我们讲笑话,一次她去绍兴,钱包被偷了,又想游东湖。湖面上有个捡垃圾的小船,她就跟那个大爷说想坐他的船,大爷不同意,她就坐在那里。大爷一圈回来,她还坐在那里,大爷就让她上了小船,她就帮着大爷捞了一个下午湖面垃圾。很有特点吧?听了我们的课,她跟我说,她也要写童话。第二年,我告诉她,暑假要举办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我跟当时的儿童文学创委会主任倪树根作了推荐。她就挺着大肚皮来了,这一来就不走了,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不断地写,不断地投到我的邮箱里,越写越好,经常让我惊艳。

    跟毛芦芦接触时间比较长,她进儿童文学圈子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写作水平,她很努力、很勤奋。近年来,她的创作从小说慢慢转到了散文。祝愿她越写越好。

    周益民:您和毛芦芦、汤汤,都是教师、作家双栖。您觉得教师写作儿童文学,有特别之处吗?

    谢华:有的,特别是对我而言。我首先是教师,然后是作家。因为喜欢教师这个工作,于是就有了儿童文学的写作,又因为儿童文学的写作,使教师工作多了几分光彩。我1969年“插队”劳动了两年,然后在大队里当民办教师,有机会跟农村孩子接触,记录了很多感受,后来在公社中学教了几年,大学毕业又到巨化中学教高中,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我都比较熟悉。

    我当班主任,那是一种全心全意的牵挂和爱护,有很多感触在心里涌动。有一次,我们编排了一个课本剧《黑森林》,自以为编得很好,结果到市里演出没有拿到奖。一个男孩是主编,他哭了,坐公交车回去,半途他就下了车,在风里走。全体演出的学生和我也一起下了车,陪着他在风中走。那种感觉,那种手拉手同甘共苦的情感,没有亲身体会是写不出的。

    我经常搞一些活动,一方面让他们接近大自然,另一方面,加深跟他们的感情。有一年秋天,野菊花开了,我把他们带到山坡上,让他们躺在山坡上,用耳朵贴着大地,然后说说听到了什么。很有意思,有些人说听到牛叫,有些人说听到拖拉机声,有些人说听到说话的声音,也有些人说听到了野菊花喧闹的声音。后来他们写了一篇很好的作文,听不一定用耳朵,用心也可以去听。

    我不是一个能够无中生有的天才作家,我的作品都是从校园中来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感动和思考的结果,学生就是我的创作源泉。孩子们就像一条条浪花飞溅的小河小溪,我就是走在小河小溪里的一个参与者,我的作品就是这些小河小溪溅起的浪花,如果没有校园生活,也就没有我的那些校园小说。

    周益民:您的学生看过您的作品吗?有什么反应?

    谢华:20世纪90年代,我有三年在江苏《少年文艺》上连载“校园写真”专栏,写我们的课堂,纪实的,写得很轻松、很从容。我的学生很喜欢,每一期到了,他们就忙着去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哪个是我,哪个是你。他们也学着写,后来也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可以说,创作也成就了我的教学。

    作品是放入生活长河的一个漂流瓶

    周益民:坦率地说,我感觉,《快乐的老提》《山楂红了》并没有获得与作品品质相对等的影响力,对此,您怎么看?

    谢华:这确实是我的遗憾。我觉得自己写得最自如、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校园小说。《山楂红了》是我唯一的长篇小说,写写改改,前前后后鼓捣了十年。更多的是短篇小说,得奖的《楼道》《守望》等,我觉得是经得起读的。《岩石上的小蝌蚪》《外婆家的马》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感到非常幸运,但还是有点儿遗憾。我希望我的那些小说能够得到应得的肯定,能够解读到我在小说中倾注的用心。最近在衢州儿童文学节上,浙师大胡丽娜老师分析了我的小说《守望》,精准地剖解了小说中深藏其间的细节,我听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作为一个作家,建构一部作品的独特意境,表达某种独特情愫,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深入地解读啊。

    我总是安慰自己,作家只是写作,一部作品就是作家放入生活长河的一个漂流瓶,它会流到哪里,能流多长时间,自有它的命运。今天你问起,再说起它们,已经是它们的幸运了。

    周益民:您已退休多年,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创作计划?

    谢华:目前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放下了一些追求,放下了那些遗憾,好好地关注当下的生活。我现在住在一个养老机构,享受这个机构提供的方便。至于写作,顺其自然吧。

    有一个“小东西系列故事”在海燕出版社放了多年,说是今年会出版。《大肚皮警察》是我跟“小东西”一起编的一个幻想和现实混杂的故事,今年也会出版。昨天一些学生来看我,说:“谢老师,你在这里体验生活啊。”我心头一震,我为什么不是体验生活呢?我也许可以写一写老年生活。这个再说了,水到自然渠成。

    (作者系南京市琅琊路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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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