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变局不断演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叠加交织,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新的冲击与挑战。面对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我国如何融入世界、应对出现的国际纷争、发展好新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此,不仅要发挥好政府外交的作用,公共外交的作用也非同小可。要调动和利用公共外交力量、公共外交人才至关重要。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充分发挥公共外交资源丰富的优势和兼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社会职能,为加速推进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培养高质量公共外交人才作出突出贡献。
第一,高校是培养公共外交人才的“园区”。首先,高校的外语学院、国际学院、访学留学、国际会议、涉外文体和社会实践等都不同程度地与外事相连,能为在校大学生创造更多接触国际资源或信息的条件。因此,高校无论在对学生开展对外启蒙引导、专业化的起步教育,还是扎实的系统训练、学习环境熏陶上都有独特优势。高校教育工作者,应秉持为国家培养公共外交人才的责任意识,在日常管理与教学中将公共外交的知识和素养有机融入、贯穿始终。其次,公共外交人才需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基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一定的外交素养。其中,政治立场是公共外交的核心,体现在学生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自觉刻苦地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传播好中国声音作为自己追求的使命。高校要充分利用好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帮助大学生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最后,多语种课堂是大学生接触外国语言和异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国别研究及跨文化技能培养是大学外语老师教学的重心,高校的“模拟联合国”社团活动及各类国际学术论坛会议等为大学生的公共外交能力锤炼提供了实践平台。
第二,高校是汇聚外交智库的“基地”。高校的属性和承担的使命,决定了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场所。首先,高校智库外交是“思想外交”,高校教师团体既是传播知识的“师者”,又是创造知识的“学者”,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国际交流中的“外交官”。高校智库外交以高校教师和其创新的思想理论或科研技术为基础,以海外高校、企业或公众为受众对象,通过相互间的交流合作参与国际交往,从而增进彼此间了解与信任,进而也为政府外交工作的改善打下基础。其次,高校工作或活动涉外关联性多。高校学者可通过社会兼职等机会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府外事工作的决策咨询工作;高校学生可以在对外志愿服务活动中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再其次,高校大力实施储备和“输出”优秀人才计划,积极投入全球治理行动,在参与中提高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最后,我国的公共外交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学科定位、教学方法、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都有待进一步探索与改进。因此,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服务,构建一套既符合当下国际局势又体现中国国情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是高校智库基地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第三,高校公共外交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育人色彩,当中不乏哲理性的外交思想,如“天下为公,崇尚正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这些理念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基础。高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在课程建设、教育计划、教学内容和实践活动等各方面,实现专业培养和文化育人的无缝衔接,使学生既能成为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更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引领者,持之以恒打造更多的“有才智者以理服人,有仁德者以义服人”的公共外交人才,为世界和平与福祉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现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第四,高校的国际化办学与交流合作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首先,我国高校继续贯彻“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随着各类中外校际合作项目的生根落地,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来自世界各地、秉持多样文化和理念的海外学子来华留学,在与我国学生的朝夕相处中加深了对中国的直观感受和深入理解,促进中外学生形成多元包容的国际视野和多维密切的友好协助性人际关系。求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亦被赋予传播中国理念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使者角色,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和履行公共外交的义务中甘于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其次,高校举办的各类特色鲜明的文化交流和学术论坛,也带动了人文交流,推动了国际智库的建设与发展。国际智库的学术成果建立在中外研究团队充分合作的基础之上,将为中外社会经济文化事业方面的合作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再其次,全国各级外事主管部门、公共外交协会等通过与各地高校展开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发展共谋的良性互动,能更好地凸显高校的国际交流职能在公共外交领域的独特地位和推导作用。
总之,高校要立足于我国公共外交人才培养目标,借助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自身良好资源,聚力在快、专、优上下真功、求实效,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复合型公共外交人才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林敏洁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17ZDA28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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