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晨

吴晓刚

杜育红

黄斌

曹妍

    ■学者圆桌

    主持人

    谢晨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援

    对话嘉宾

    吴晓刚 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杜育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斌 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曹妍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执行主任、副教授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8次强调“共同富裕”。在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主办的国家教育宏观政策论坛年会（2022年）上，围绕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和机制等问题，专家、学者们进行了跨学科的思想碰撞和交流探讨，并提出政策建议。

    教育在改善贫富分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谢晨：以国际视野来看，对于教育促进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观点，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能否找到理论依据？

    吴晓刚：社会学研究中，研究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提出，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获得以及代际传承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个人主要是通过教育获得社会地位，接受教育是一个向上流动的途径。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改变命运。

    杜育红：经济学家也高度认可教育对改善贫富分化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原则是，接受教育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收入的改善。 

    当我们提供的教育足够均衡和公平时，就能够帮助不同阶层背景的个人拥有并不断提高获取收入的能力。 

    曹妍：除了通过发展教育，对微观个体和个别群体收入差距产生积极作用外，还可以从宏观上提供更多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这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工人的技能水平，从而提高原本低报酬工人的工资，使他们以更高的竞争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扩展满足劳动力充分供给，原本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将有所缩小，继而有效缓解个体间收入不平等。

    谢晨：这些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黄斌：既然教育在平均意义上能够改善一个人的收入，那么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教育能发挥扶贫作用，甚至可以作为扶贫的工具，对改善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均与代际收入差距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根据教育经济学理论，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教育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对个人收入及国民经济发展均有利。但与此同时，教育也可以被用于对人的能力的筛选，此时它所起到的功能就不具备生产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一种资源的单纯消耗与浪费。其中的关键在于，教育能否形成有效的学习、增进儿童的知识与创造力。从发展战略角度看，教育的发展要促使儿童由“上学”转变为真正的“学习”，这与我们当前提倡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契合的。什么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应表现为促进知识的学习与创新。要给予不同背景与能力的儿童恰当的教育，使其获得真正的教育“增值”。

    谢晨：由于家庭环境存在差异，每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存在差别，有人认为这会加剧贫富差距。国外研究者对于这样的说法如何解读？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吴晓刚：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美国社会学家鲍尔斯、金蒂斯发现，教育和学校是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如果家长或者家庭已经获得了中上层的社会地位，一定会竭尽全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资源以维持地位。通过教育可以有效地维持家庭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

    杜育红：从现实来看，教育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确实存在冲击。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尽管有较短的黄金时期，但从长期来看，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法国大规模教育普及化进程，与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同向的过程，教育越普及，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具体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育的普及并没有促进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提高。一方面，教育收益率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占比却在不断下降。二是新技术革命的冲击。美国学者高尔丁认为，技术革命对人的技能提出新的要求，但我们对新的技能和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导致具有高技能人才的供给溢价非常高，而低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低、收入低，导致高技能和低技能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三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提及的市场失灵。法国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垄断，导致缺乏效率、不稳定乃至寻租行为的出现，致使财富向顶层人群集中。 

    其实，教育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应该说，只要能保障人力资本水平，教育就能提高收入水平。不过，在现实中，不同群体获得教育的机会与质量存在差异，也会影响收入分配的改善。皮凯蒂所谈到的现实冲击，应该主要指教育普及过程中不同群体教育机会仍然不平等，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没有产权、制度等其他因素影响大。

    曹妍：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和萨伯特的理论用发展的视角看待教育扩张和阶层差距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们认为，在教育扩张的初期，无论是教育的规模扩张还是质量扩展，都会优先满足优势阶层的教育需求。此时，如果仅有部分来自非优势阶层的劳动力接受教育，不平等的教育资源分配将不可避免地扩大阶层间的分化程度，继而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因此，教育规模的扩张会加剧收入差异，产生结构效应。当教育规模和教育数量持续增长的结构，特别是整体受教育分布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在学历上或受教育年限上的差距会缩小。与此对应，收入的压缩效应就会发生，收入和收入之间的差异会发生压缩，这种情况将有可能促进收入差距的改善。若教育扩展使得较高学历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扩大，工资压缩效应将会替代原初结构效应阶段的收入分化趋势。这也意味着，保障低技能、低收入阶层劳动力的教育获得，对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极为必要。

    谢晨：我们怎样看待国外研究者的这些理论？

    黄斌：家庭禀赋的差异会引发儿童受教育机会及教育结果差异，而我们的公共教育正是要弥补由此导致的教育差距。通常情况，当经济刚开始起飞时，教育事业亦会同步发展，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一般会拉大，由此便会引发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公平。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的治理能力得到加强，公共政策对收入差距与教育不公平的干预会不断加强。因此，所谓收入差异随教育发展会呈现先扩大再缩小，这一现象并不是“铁律”，只要我们的公共教育运行良好，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都能充分发挥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资源与结果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往的研究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能只关心教育整体的发展水平，更要关心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的教育分配状况以及不同阶层人群从教育中获益的能力差别。当前，我们能够明确看到公办教育起到的扶贫作用，但由于收入差距受制于多种因素，这个积极作用是否足以抵消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需要我们把教育和其他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因素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对于收入差距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将教育与财政、税收、社保等多种政策工具配合起来使用。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谢晨：有关教育与贫富差距的关系，其他国家的经验是否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杜育红：我们的研究观察了七国集团（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以及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大学教育普及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总体来说，教育普及化的趋势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大学普及化程度越高，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不过，这只是一个描述统计的趋势，还不能得出教育对收入分配改善没有作用的结论。也许教育仍然在改善收入分配，但改善的程度没有其他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作用大，真实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曹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在对128个国家1980年至2021年的教育扩展和贫富差距进行分析时发现，教育普及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普及，对未来3至15年的贫富分化产生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其中，职业教育普及的改善作用最为突出。 

    在教育结果方面，如小学辍学率的下降、初中毕业完成率的提高等，对贫富分化的改善作用比我们常常关注的教育机会扩大所产生的效应大2至3倍。所以，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越是早期的教育扩展，越需要较长的时间传导到收入分配上来。 

    吴晓刚：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2011年，时任英国首相在政府的白皮书中探讨如何推动社会流动时提出，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关注社会流动。如果将微观个体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和获得看作一个终身追求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个体成年后的社会流动情况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早期教育与正式教育的过程非常关键。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学生在学校里行为表现存在的差异，主要由于其在未进入学校时的家庭教养质量存在差别。可见，家庭教养质量的不平等，是导致早期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差异的重要因素。

    黄斌：教育对贫富差距的改善作用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能找到明证，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教育经济学相关研究，儿童的技能发展主要取决于家庭和学校。在20多年前，学校教育对儿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相对大一些。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家庭对于儿童教育与技能发展的介入越来越多。当前，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主体不再只是政府，家庭在其中所起到的分配力量越来越大。未来的教育政策不能只对教育机会不公平进行补偿，而应更加关注对弱势家庭的教育补偿，尤其是针对教育结果的补偿。 

    谢晨：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时还有哪些独特的作用？

    黄斌：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始终把人作为对象，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关心的最实质性的问题。相信未来的教育政策趋向会更加强调把人作为教育的对象、把教育作为人发展本质需求。 

    吴晓刚：教育的独特性体现在，教育发生在生命历程的全过程，而且，教育本身也是人类得以全面发展的工具，教育能够塑造未来理想社会的公民。生命历程视角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也是贯彻公共政策时的重要理念。 

    曹妍：教育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或者技能的提高。当教育进入下一个阶段，尤其是挖掘教育的深度时，要更多关注人的知识技能和人的素养，而不仅仅是教育的平均数量。 

    杜育红：教育的第一个独特性在于，教育塑造未来。我们经常说，“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或者“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济”。如果培养的人有创新能力，就会建设创新的经济，否则不可能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创新。第二个独特性在于，培养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前瞻性地安排教育。第三个独特性在于，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依靠人，是为了人。所以资本也是“找人”的，全球的资本流动最终是找最适合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也是特殊的。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要做好整体设计

    谢晨：围绕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曹妍：从宏观政策上，如果我们能让中低收入群体的子女在小学阶段“不掉队”，让他们持续享受义务教育，就很有可能推进这些中低收入群体顺利进入初中阶段，促进高中阶段入学机会的提高。第一，我们要把关注的重点从数量的增加转为质量的提高，前期阶段的质量会对后期阶段教育机会以及收入差距的改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突出职业教育的作用，通过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强化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让更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职业教育机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杜育红：教育强国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是要对人力资本理念进行重塑。因此，要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就是要强化人力资本的理念，弱化教育作为筛选机制的作用。我国教育实践证明，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的矛盾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实施效果，我们必须改变博弈过程中每个群体选择的行为。促进公平则意味着要建立补偿性的公共教育体系，缩小人力资本的差距。

    谢晨：除了教育内部的政策以外，是否需要其他相关政策加以配合和协调？

    黄斌：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教育发展主要靠公办教育分配教育资源，现在则是家庭和公办教育等同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通过公共教育对教育发展实施一定的干预、进行一些政策制定时，将面临的困难比以往大得多，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相信教育对扶贫与改善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近来，我尝试对我国面向贫困家庭实施的义务教育“一补”现金资助进行研究，发现“一补”资助不仅能使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业成绩得到显著提高，同时还对受资助学生的同班同学产生正向外溢效应。从国内外很多的教育政策实践中都可以看到，教育干预在扶贫方面的成效是显著的。

    吴晓刚：从政策角度来说，实现共同富裕，要特别关注家庭教养质量的不平等，除了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外，政策需要对贫困家庭的子女进行干预，提供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帮助他们。与其后期让落后的孩子通过福利或再分配渠道改善贫富差距，不如在早期通过多种政策进行干预，至少可以保证他们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共政策干预可以考虑按照由近及远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主体和层次，分别从父母与家庭、学校与社区、国家与地方等层次出台相关政策。

    杜育红：从经济社会发展与不平等的内在机制看，教育是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所有样态的教育都可以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只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生产功能的教育，只有建立了正确质量观的教育，只有对弱势群体给予补偿的教育，只有形成与产业链创新链相衔接的教育，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

    要使教育充分发挥改善贫富差距的作用，除了教育政策以外，还需要对适应人力资本的制度环境进行重塑。处于百年变局，中国如何处理好人力资本、技术革命与不平等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既关系到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立，也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实现。例如，要让劳动生产率成为决定收入的主要要素，提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此外，应从生命周期的整体设计人力资本的投资政策，设计有效的行为激励机制，使公共政策达到良好的效果。

    （本文由曹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