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传》 张文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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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奥林匹斯山上，那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他那锐利而又带一些狡狯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我们的“钱锺书研究”，他会有些什么表情（《钱锺书研究》）。我写作《钱锺书传》这部书稿时，最先想到的是这么一段话。

    我接触钱锺书著作是在进入大学初期，最初读的作品是《围城》和《谈艺录》。当时我二十岁出头，茫然不知自然、社会、人生之所谓，如烟如雾，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中。《管锥编》开始读时也没有头绪，对此书逐渐了解是后来的事。读得比较明白的是《旧文四篇》，对作者纵横浩博的对比力量，感到极大的震撼。当时我对钱锺书著作极其钟爱，凡有最新著作出版，必多购数种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录一遍，这也是青年学生的热忱。我还多次把钱锺书著作推荐给友人，友人读后也极为欣喜。

    在大学时代，我喜欢杂览各类书籍，涉及许多领域。而在现代文学领域内，我最喜欢的有三家，以为它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贯通文化和文学，内涵丰富，空前绝后。在这三家中，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中流砥柱。其重要性早已确立，绕过他是不可想象的。而另外现代文学史上不为人知的两家中，就有钱锺书。钱锺书是比较幸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声名如日中天，文学史也不得不面对直接的现实。现在的青年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当时课堂上从教师到学生都不知道钱锺书的情形，然而这却是我当年读书时的真实状况。

    我在进入大学以前，基本已读过鲁迅著作，而钱锺书著作则是陆续接触到的，综合了许多新鲜的感觉。至今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随电台学习外语时，无意中听到国外电台采访钱锺书的谈话，钱锺书略带抑扬的无锡口音给人一种亲切感。一件事是《管锥编》出版时的情形。《管锥编》第一版是分册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二册，第二年年初才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家书店，以及我陆续买全《管锥编》时的期待心理。《管锥编》现在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当年的那家书店也早已改换门庭，但当时的情形我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由于我对钱锺书著作的钟爱，在大学时我练习写了一篇评论《谈艺录》的文章。在友人的介绍下，钱锺书先生出乎我意料地迅速给我回了信，信中鼓励我对经典建立第一手的认识，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的在内）不必多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至今仍然有所感受。我得到过许多师友的教益，而钱锺书先生是没有直接接触而给我教益的人。人对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人和事通常是怀有好感的，我对钱锺书先生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我在大学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读书渐多，我对文学的关心逐渐减退了。接触到的各类事实使我感到，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重要方面，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之外，还有着其他内容。就这样，在大学毕业以后，随着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锺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我对钱锺书著作态度的这种改变，和钱锺书著作本身的价值无关，而是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凡是有求学求知经历的人，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出现多次，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有消有长，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坏事。

    然而，时间没有停留。上世纪80年代是钱锺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在逐步了解钱锺书，经常有新的发现，令人欣喜。这一时期我主要在阅读一些其他的书，关心一些其他的问题，由于钱锺书著作的广阔涉及面，这些书、这些问题和钱锺书著作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时翻阅钱锺书著作，常常受到一些感发，产生过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搁置一边。在这一时期，我尝试做一些事情，也写一些文稿，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没有进步，年华却虚度过去了。

    1988年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我和陈思和先生闲谈，谈话中我提到了对钱锺书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议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不妨参考一下。陈思和先生当即鼓励我写一篇大型的文章，把这些想法发表出来。1989年1月至4月，我集中精力写了一组文章，实际形成了一部书稿，以评论钱锺书著作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现在这部传记的雏形。1989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抽时间陆续修改书稿，发表了一部分篇章。当时文学界正在掀起钱锺书研究的热潮，我的工作虽然不太成熟，也自然而然地汇入这一潮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版社约我写一部包含钱锺书著作评论在内的传记时，我却犹豫了起来，我感受到这里的限制。

    我觉得我不一定是写作钱锺书传记的合适人选。这不仅因为钱锺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巨匠，学问浩博无涯，极难研究和评论，而且也因为我逐步了解的学术文化和钱锺书从事的工作虽然可以有部分的联系，但在方向上有相当程度的不同。这使我感到难以发挥。关于传记本身，钱锺书早年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如果除去尖锐的讽刺意味，这段话也可以是传记的正面标准，它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的双向沟通过程。这样的双向过程在传记写作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帮助传记作者认识传主，也帮助传记作者认识自己。对我来说，由于钱锺书是罕见的天纵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无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方向上的歧异，这样的沟通过程到一定阶段就深入不下去了。这使我常常感受到无形的障碍。传记作者其实也是需要素质的，将来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此外还有客观的原因。钱锺书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基础并不雄厚，对钱锺书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写传记的条件不够成熟。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资料，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在我认识的一些研究者中，颇有精勤用功的人，由他们来写作才更为合适。事实上我也期待着这一天，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