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教授钟章队参加“两会访谈录”。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刘宝存参加“两会访谈录”。

    ■2023两会访谈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如何定位高校在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中的角色？高校如何更好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以更好发挥作用？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教授钟章队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刘宝存，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访谈录”，围绕高校如何更好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展开深入探讨。

    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的“先锋队”和“排头兵”

    记者：请问应如何定位高校在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中的角色？

    钟章队：高校在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中，应该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和“排头兵”的担当。要在新时代的改革创新中勇当先锋，做国际间知识交互的促进者，推动科研人员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对接世界科学前沿、技术前沿和工程前沿，做有益于人类文明成果创造的重要贡献者。

    刘宝存：高校是我国科学研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重要力量。由于具有较为齐全的学科门类，高校更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阵地，有着独特优势。高校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策源地，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的重要蓄水池，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据统计，在最近3次新增两院院士中来自高校人员占比超过50%，近七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来自高校。

    高水平交流合作助推高水平自立自强

    记者：随着“双一流”建设持续推进，我国高校的科研实力不断提升。当前我国高校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呈现出哪些新变化和新趋势？

    钟章队：近年来，我国高校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呈现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交流合作时空范围的变化。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发生较大变化，从原来主要侧重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逐步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偏基础、偏知识的交流合作，逐步转向前沿领域的合作，甚至聚焦于某个前沿科学问题的攻关；从某几个点、某部分人的交流合作，转向有整个团队参与的大合作。二是交流合作主体的变化。个体参与交流合作的主观能动性增强，更多民间团体加入其中。三是交流合作内涵的变化。交流内容越来越深入，合作进一步深化，进入到高质量开放合作阶段。四是交流合作关系的变化。从“跟跑”阶段的参与为主，逐步向“平起平坐”转变，在部分领域甚至开始主导。以我所在学科为例，在3GPP标准（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制定时我国机构的参与度尚不高，但如今在相关领域国际学术会议的分会甚至主会，中国人已经开始担任主席。国际铁路联盟是铁路领域最大的国际民间团体，我国以前只是参与，现在可以主持制定相关标准。

    刘宝存：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高校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加强了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不但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而且推动高等学校走出去。二是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与科学工程，加强国际协同创新。三是通过各种人才项目和研究基金，积极吸纳国际人才资源，除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项目外，还试点设立了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支持外籍科学家领衔和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鼓励各国科学家围绕重大问题共同开展研究，提升应对全人类问题的能力。四是创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国际学生的吸引力。五是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教学评估认证和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例如，我国通过了工程和医学专业的国际认证。同时主动设置全球性科技创新议题，如实施科技抗疫国际合作行动，推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建设，制定碳中和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计划。这些都使我国在这些重要国际科技组织中的贡献度、话语权、领导力显著提升。

    记者：当前，社会上有声音认为科技落后时需要向国外学习，现在我们有些学科已经处于“并跑”甚至“领跑”地位，就不再需要向别国学习了。也有人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不再需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了。您怎么看？

    钟章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相辅相成的。近10年来我国科研水平快速提升，在很多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跨越，是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迁移和跃升。但这种趋势并非理所当然地一成不变，为了避免出现逆向迁移，就要加紧开展国际科研和人才交流合作，要避免“自封”的短视。学术发展永无止境，学术交流“永远在路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科技前沿不断推进，在很多领域一个国家可能会受地域条件等限制无法独立开展研究，同时像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是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科学家就能解决的。我们应该利用好例如学术共同体这样的全球资源，统筹安全与发展问题，做到精准聚焦，制定长期规划。

    刘宝存：自立自强并不排斥交流合作，交流合作是实现自立自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应该对我国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有一个整体上的清醒客观的认知和定位。我们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些领域已经达到“领跑”层次，但总的来说仍处在追赶和学习阶段。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知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应该针对不同国家制定不同的交流合作策略。

    强化顶层设计统筹高质量科技开放

    记者：我国高校在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是什么制约了高校进一步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刘宝存：近年来，我们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首先，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发达国家不断调整与中国的合作策略，一方面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国家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试图遏制中国。这使我国高校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其次，我国国际合作涉及面广但重点不够突出，缺乏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展开以攻坚克难为主题的国际交流合作研究长效机制，缺乏根据不同国家类型进行不同层次不同方向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分类发展策略。此外，能够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人才匮乏，在国际科技组织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主动设置全球性科技创新议题的能力和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的能力都有待提高。

    钟章队：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三年来我们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一些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的前线合作受到很大影响。部分国家还把一些正常的科技交流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层面，设置层层障碍，极大地阻碍了我们与全球的科技交流合作。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重大考验，促使我们对相关政策、管理方法和工作流程进行优化调整，以适应国际环境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此外，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准的科技人才数量不足，导致在国际学术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足。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更好推动高校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以更好发挥其在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中的作用？

    钟章队：首先，政策层面要大力支持面向重大科学问题和前沿的有组织学术交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其次，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加大国际学术期刊建设力度，重视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积极打造我们自己的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创建我们自己的大科学团队，用实力吸引国际同行来参与。再其次，要进一步优化创新机制，提升高校全球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举办有影响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百年老店”式学术品牌活动。此外，日常管理层面要进一步优化相关申报审批手续流程，减少过于繁杂的评估评价，去除功利性思维，让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从“高大上”走向“常态化”。

    刘宝存：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校在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中的作用，从国家层面来说，需要进一步推动和统筹高校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一是制定专门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法律法规和中长期发展战略。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地位与作用、发展目标、基本方针、体制机制、支持系统等；通过中长期发展战略明确发展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任务、实施策略、分工协作、保障措施等。二是完善高校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中央各部委分工协作的国际科技合作工作机制，在加强宏观战略和政策指导的同时赋予地方和高校更大的自主权，让高校、专业组织、基金会组织走在技术研发和高端人才引进的前台。三是充分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国应积极加入到全球范围的抢人大战中去，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全球人才为我所用。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加强全球科技治理人才的培养，完善国际组织人才的选拔、推送机制，完善国际组织人才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加强主动设置全球性科技创新议题的能力，扩大我国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探索科技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