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潘懋元在自家客厅举办学术沙龙。本报记者 熊杰 摄

    12月6日，冬日的厦门，连续晴朗的天气，在这一天变得阴沉而灰暗。海风吹过，落叶开始飘零。

    8时50分，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来噩耗，厦门大学资深教授潘懋元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一时间，那些他用知识浇灌过的人，曾经在讲台下听过他讲课或是接受他亲身教诲的莘莘学子，都在缅怀、追忆。

    102岁高等教育人——

    始终投身时代教育洪流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小贩家庭。1941年秋，考入厦门大学。1951年，他由厦门大学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回到厦门大学后，他开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工作。

    从青年学子到百岁教育长者，潘懋元不忘初心，始终置身于教育的时代洪流中。他从不沉迷于昔日的条条框框，也不惦念自己过往的成就，即使年逾百岁，社会上最新的教育焦点，都是他急切讨论的话题。

    2020年8月4日，是潘懋元百岁生日，也是他从教85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他作了题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今天、明天、后天》的学术报告，提出高等教育要提前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未来会有更多的中专生，像你一样读本科、读研究生。”2014年，潘懋元在与记者谈起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时说下这番话，嘱咐记者要宣传“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不能用层次来区分，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时光来到2022年6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也印证了潘懋元8年前的判断。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中职生上专科、上本科时，记者不禁由衷佩服潘懋元先生。其实，数十年来，潘懋元一直在为风起云涌的中国教育改革预言。他的每一次预言，似乎最后都能应验。

    1986年，潘懋元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1987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这个观点破解了民办高校发展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之后的实践，也验证了他的预言。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仅为9.1%。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在中国提高等教育大众化，不符合国情，是“理论误导”。

    但潘懋元坚持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他认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要提前研究。随后，他陆续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等文章。

    65年前的拓荒者——

    讲授“高等教育学”第一人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当时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那时，我国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做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登上了课堂。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是中文。

    阿里·谢沃所说的最早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此书成稿于1957年。20世纪50年代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但没有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20世纪70年代，苏联才有学者编出高等教育学教材。

    时光碾过岁月。1957年至今，已跨越65载，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繁花似锦、根深叶茂。

    1978年，一声春雷，送来改革的春天。此时的潘懋元虽年近花甲，却展现出年轻人的激情：他不再满足“小打小闹”，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须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在1979年的教育学年会上，潘懋元提出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倡议，并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第二年正式出版。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6年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著。

    80多年的育人历程——

    离开学生会很寂寞

    15岁那年，潘懋元开始当教师，教小学三年级。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他还到江西的学校当过文史教师，兼任过教务主任。在大学，潘懋元学的就是教育学，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到后来从事大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再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泰斗，潘懋元的教师经历，算起来有80多年。

    潘懋元经常说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另一句是“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80多年来，潘懋元教过的学生很难用准确的数字统计。学生说起潘懋元，会提到他的“两面性”：一面是“严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另一面是“明师”，尊重每一名学生的意见，从不轻易反驳与批评他们，更不用自己的权威压人。他鼓励学生创新，鼓励学生要超越老师。学生有任何创新与发展，他从不吝啬鼓励。

    在博士生选择学位论文选题时，潘懋元总是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他说，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就会其乐无穷地去探究，往往会得出新的观点。

    给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是潘懋元的一贯风格，这一点在他家的学术沙龙体现得尤为明显。

    记者至今依然清晰记得2012年第一次走进潘懋元家参加学术沙龙的情景，那一年，他92岁。

    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就设在他家的客厅，2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围坐了30多名学生，显得有些拥挤，但并不影响他们火热的学术热情。

    沙龙正式开始后，潘懋元会抛出主题。接下来，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发表意见。潘懋元总会静静倾听，偶尔也会进行简短总结。

    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到2020年他100岁时，只要身体允许，几乎未曾间断。

    沙龙是漫谈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而学生们留下的“热闹”，早把潘懋元的寂寞驱赶到九霄云外。

    生命最后的6个月，潘懋元住进医院，因为病情等原因，医院不允许学生探望。但学生们把自己拍的视频整理好，发给潘懋元的子女，播放给潘懋元看。在病床上，通过视频了解学生的动态，成为潘懋元排遣寂寞的重要方式。

    “先生热爱和尊重每一名学生，每次有学生去他家，他都会亲自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关上，才肯离去。”潘懋元的助理王亚克说，生活中的潘懋元，把学生当朋友，为人平和谦逊，像清泉般时刻润泽着学生心田。

    潘懋元待人平和、生活俭朴，家具至今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款式，客厅里的沙发被磨出多处破洞，很久未见更换。

    然而，这个看起来“抠门”的教授，有时却一掷千金。多年来，潘懋元从个人积蓄中拿出40多万元，在厦门大学设立了“懋元奖”，对优秀青年师生给予奖励。2020年百岁生日时，他又为厦门大学潘懋元高等教育基金捐出100万元。

    潘懋元说：“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大师离去，风范犹存。

    本报厦门12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