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从教生涯中，经常会被学生问及这样的问题：在资讯极为丰富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古典诗词？古典诗词很美，但它究竟美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欣赏古典诗词？这些提问引发了我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审美需要：古典诗词阅读的生命动机

    “为什么要读古典诗词”？在我看来，阅读古典诗词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墨子》），所说的都是人在满足了最为基本的生存性需要（衣、食、住）之后，便积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性需要。阅读古典诗词，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摆脱现实功利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与安顿，是每一个中国人满足自我精神超越需求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说，阅读古典诗词，正是为了满足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内在的“审美需要”。它不是外在强加的，如同人的其他各种生命需求，“审美需要”是人生命本性的真实体现。

    既然可以满足我们的“审美需要”，就说明古典诗词中有一种“美”。任何艺术形式，包括古典诗词在内，其终极目标既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与反映，也不是对主观情感的抒发与表现，而是使每一个生命个体超越自身的狭隘与局限，进入一种无限而永恒的时空之境，从而获得真正的心灵解放与生命自由。

    在人的生命需要的层级结构中，“生存”与“实践”的需要都是面向现实而充满功利的，但“审美需要”则不同，超越性的精神需求是其根本特征。人为什么需要“审美”和“超越”？这是因为现实人生中的生存、实践活动，有两个方面的“病症”：如果开展得十分顺利并取得成功，往往会激发人们更进一步的功利需求，甚至促成人的欲望的恶性膨胀；而相反，如果开展得不顺利，遭遇诸多的挫折和失败，又会给人的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压力与创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便是审美与超越。它让我们得以从一己当下的狭隘功利性中跳脱出来，从自我生命体验与感发的需要出发，敞开胸怀去拥抱纷纭万象的客观世界与现实人生，彻底打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乃至自我身心的疏离与对立，从而达到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人类生命乃至宇宙生命的同频共振，实现“小我”与“大我”的融会贯通，以至“物我无分”“天人合一”，最终获得生命真正的永恒与自由。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诗词中蕴含的“至美”，也是我们阅读古典诗词时审美的最高境界。

    超越“小我”：以古诗《村居》为例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吧。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首七言绝句《村居》：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首诗洋溢着一片春的生机和气息。围绕着早春二月，诗人写到了春光中勃勃生长的嫩绿小草、河堤旁迎风飘拂的丝丝垂柳、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黄莺鸟，而这一切又都沐浴在迷蒙的春光春色之中，让人不胜流连和沉醉。不仅如此，那散学归来的儿童，迫不及待趁着东风、高放风筝的形象，更是给这美丽的早春画卷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色彩，拓展出一片高远的空间，让人生出无限向往。

    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如此美好的一首诗，它的作者高鼎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根据人教社陈恒舒先生的考证，高鼎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中，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二十一岁，母亲去世。家中只剩下一个比他小九岁的妹妹，和他相依为命。高鼎一生中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陷他的故乡杭州，他在逃难途中被截去辫发，好在最终保住了性命，逃到宁波的乡间以教书为生。次年（1861年），太平军再次攻入杭州，最挚爱的妹妹和妻子，在逃难途中双双殒命，这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难以抚平的哀伤和创痛。而《村居》这首诗，正作于同治二年（1863年）春，也就是在他经历了家破人亡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当时三十五岁的高鼎孑然一身，避乱宁波乡间，一日私塾散学，临轩远眺，旖旎的春光中，三五儿童正迎风放着风筝。这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充满生命希望的一幕，深深打动了久已心如死灰的高鼎。诗人以生花妙笔创作出如此美丽的诗篇，不是诗人忘却了人世的哀伤，而是以审美的姿态，在草长莺飞的蓬勃中，在拂堤杨柳的柔情中，在散学儿童的活泼中，在纸鸢高飞的阔远中，他那个充满身世之戚的“小我”生命，渐渐融入了美丽自然的生命，融入了可爱儿童的生命，也融入了大化流行的宇宙生命。而正是这样一个“大我”的生命境界，让他暂时超越了世间的苦难，感受到了生命的如释重负与心灵的无比自由。

    回归人生：古典诗词的审美意义

    “超越与自由”既然是古典诗词的审美至境，也便可以作为古典诗词欣赏的最高审美标准。如同王国维评价诗词所提出的“境界说”，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而只有那些“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我们以“超越与自由”作为评判标准来欣赏古典诗词，同样能权衡优劣、辨别妍媸。

    比如同是写庐山，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与苏轼的《题西林壁》就有高下之分。虽然一直以来人们以唐诗重情韵、宋诗偏理趣而对二者不分轩轾，但就二者的生命境界来说，前者显然在对庐山瀑布的深情遥望中，已经达到了人与万物本属一体的生命本真，进入绝对的生命超越与自由之境（“日照香炉生紫烟”），从而达成自我心灵的净化与生命活力的提升，并生出那种心醉神迷的美感效应（“疑是银河落九天”），可谓臻于审美的极致了；而后者则不然，他对庐山不是一种深情的投注和拥抱，而是从自身的理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把庐山当作审美或理性认知的客观对象，诗人与庐山之间始终处在主客二元分立的状态之中，而不能与庐山之间形成生命的相互感发与会通，因而也就不能让人领略到那种物我生机交融的情趣，更体验不到那种兴会淋漓的生命自由与愉悦了。

    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古典诗词的阅读与欣赏，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其核心价值在于体认“美”。而“美”的要义，又在于超越现实功利的羁绊，融通物我、人我、身心之后所获得的生命自由。然而，超越现实并不意味着否定现实、逃避现实。我们在古典诗词中获得了“超越与自由”的审美体验之后，还必须要回归现实、反哺现实，乃至重造现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所谓“入乎其内”，就是对现实人生热情而执着的投入；而“出乎其外”，则是以审美与超越的眼光来观照现实人生。正因为“入乎其内”，我们才有真切而深刻的生命体验；故而在阅读古典诗词时，我们才能有生命的感发，领会到与万物、与他人生命的休戚与共，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极境，从而“出乎其外”，超越琐屑而功利的现实人生。而我们一旦在古典诗词的阅读中感受到生命体验的自我超越、“出乎其外”之后，再一次回归现实人生，那将是在更高的生命层次上又一次“入乎其内”、重新拥抱现实人生了。

    古典诗词的美，本来就源自于现实人生，只不过是对现实人生之美的一种升华和提炼。我们决不能只顾欣赏古典诗词的艺术之美，而忽略了到现实人生中去重新开发美，并创建美。既能“入”，又能“出”，“出”而又“入”，既是阅读古典诗词的一种方法，也是其根本意义之所在。如此，算是我对此文开头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