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白正国、方德植、苏步青、杨忠道、谷超豪 资料图片

    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主编的《文章道德仰高风——庆贺苏步青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一书和其后出版的《奋斗的历程——谷超豪文选》一书，都收入了一张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1991年，是年苏步青89岁，方德植81岁，白正国75岁，杨忠道68岁，谷超豪65岁。他们是苏步青教授创建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派中的5位温州籍数学家，都是温州中学的校友。

    自1902年孙诒让怀抱“富强之源，在于兴学”之理念创校起，就为这所学校的文化打下了“开放融通、体用相函”的底色。具体来说，办学始终怀抱家国情怀。此其体。在制度文化上，讲求守正出新；在教师文化上，讲求和而不同；在学生文化上，讲求君子不器。此其用。就是在这样的学校文化中，五位先生的中学时光，牢牢地将读书与时代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阅读之广泛与深入，令人叹服；他们的情怀之浓厚与炽烈，令人感动。

    “文学、历史知识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

    1915年夏，苏步青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温州中学。刚入校时，他喜欢看《左传》《史记》等。第一堂语文课，陈老师便布置了一篇作文《读〈曹刿论战〉》，两节课内，苏步青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老师的评语是：有《左传》笔法。但陈老师还是找来了苏步青，问：“这篇文章可是你自己写的？”苏步青肯定地回答了老师，并说明此文模仿了《左传》的文章笔法。陈老师要他背诵《左传》中的一篇文章，他背诵如流。陈老师力荐给洪彦远校长，洪校长大加赞赏，并贴到学校布告栏作为范文。历史老师是举人出身，他也是位惜才之人。有一次，老举人在课堂上提问：“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何在？”苏步青引经据典，并把贾谊的《过秦论》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老举人拈须而笑，甚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珍藏《资治通鉴》等史书借给苏步青。

    苏步青一度立志要在中学四年读完《资治通鉴》，在他读到三四十卷时，因为杨霁朝老师的到来，改变了他的主攻方向。事情发生在1916年，也就是苏步青读二年级时。第一堂数学课，杨老师竟然没有讲什么数学题目，而是大讲特讲当时的世界形势，他的话掷地有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救亡图存！要救国，就要振兴科学，发展实业，就要学好数学。”苏步青的灵魂被震撼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杨老师直截了当地宣传‘科学救国’的道理。……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我想多学点数学，请多加指教。’”他常常阅读杨老师带来的科学杂志里的数学知识和习题，那些很有意思的习题把他吸引住了，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

    四年求学，他从没逛过温州当时最繁华的五马街；除了生病，也从没在22点前上过床；寒暑假回家，白天地里干活，晚上灯下钻研。“为了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我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并写成一份论文，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展出。”中学时代，苏步青已颇具研究精神了。除了杨老师，陈叔平、洪彦远对苏步青的影响一样巨大。温州中学80周年校庆时，苏步青手书贺诗一首，其中有“岷老（指洪彦远）怜余如幼子，叔师训我作畴人”的诗句。回忆中学时光，苏先生曾说：“深厚的文学、历史基础是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的翅膀，文学、历史知识帮助我开拓思路，加深对数学的理解。以后几十年，我能吟诗填词，出口成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初中时的文理兼治的学习方法。”

    要救国就要学好科学

    方德植先生1924年考取温州中学，1926年升入高中。他入学的时候，正是朱自清结束该校教职不久，他擎来的新文学火炬在这里大放光明。方德植深受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响。他的数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这得益于他的一套方法：一是强化对书中基本概念和定理的理解；二是训练运算的技巧和逻辑推理；三是表达清楚，让人看得懂。同时，方德植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他与许多同学一起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夜以继日地在有关商店搜查日货，把清查出来的日货集中起来，予以烧毁。他们不畏强暴，成立了温州学生联合会，方德植当选为主席，继续组织领导温州地区的学生进行抵制日货的运动，焚烧了数以吨计的日货。当时，有一些商人通过种种渠道向他求情，但遭到了年仅18岁的方德植的严词拒绝。他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为了继续学业，他被迫离开温州。1929年夏，他以同等学历同时考取了四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劳动大学、浙江大学。最终他选择了浙大数学系。

    白正国先生1933年在浙江省初中应届毕业生会考中，名列温台考区第一，进入高中后，学习更加刻苦努力，在各门课程中，他尤其喜爱数学。当时高中部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程教科书都是英文版。白先生特别感兴趣的两本书是英文版塞尔孟的《二次曲线》和严济慈的《几何证题法》，他还自学了《微积分》与《射影几何》。1934年秋，36名高中学生组成“自然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以增进科学与生活的联络，并引起研求科学之兴趣为宗旨”。其后两年出版了两期《自然科学》会刊，该刊卷头语认为：“教师若要教学生成器，须多多在课外设法，这是毫无疑义的。”白先生中学时期的研究成果《轨迹问题》就发表在这本刊物上。

    据温州中学校史记载，1939年侵华日军炸毁学校，5月，学校第一次迁址，25日，初中部12个班376人迁往青田水南，以栖霞寺作为教室，借用祠宇和租用民房为生活用房；高中部6个班212人迁往村头，用旧木料兴建三层楼房一座，并租用民房为住房，以竹子搭成的草棚为教室。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疾病来袭，疟疾、疥疮在师生中流行。但教师未因此降低教学质量，学生也未因此放松学习。

    杨忠道先生是“31春”的一员，“31春”特指该校高中部创建以来第一届春季毕业的那一级学生。据校友回忆，杨先生在校时就翻遍图书馆馆藏的大学数学书籍，每道练习题都不厌其烦地逐一计算过，在校期间他撰写《8M±2次之幻方》的学术论文，以至陈仲武老师对其他学生说：你们数学有难题可以问阿道（即杨忠道先生）。陈老师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本英文原版的微积分书交给他，叮嘱他好好读。当时为防备敌机骚扰，学生们常在露天上课。据校友美术家张树云回忆，有一天陈楚淮老师带同学们到山坡上课，因人多地少，在临时课堂中还要腾出一条通道让农民挑粪，然教师高声朗诵，同学凝神谛听，一如平常。外面局势变动不居，同学们也随时准备迁徙，只要屁股一着地，就开始学习。

    课外阅读为他的数学加分

    谷超豪先生1938年春进入温州中学，他非常注意学习效率，争取主动。通常考试是学生最紧张的时候，他却不紧张。班里有的同学临考前还有不少疑难问题，他也很乐意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也提高自己。数学和物理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同时他很重视作文，写作文时常常不打草稿，课内完成。作文得了很多“优”和“优加”的评分。这跟他喜欢课外阅读是分不开的。初中一年级时他痴迷武侠小说。他的哥哥谷力虹叫他不要再看武侠小说了，介绍了3本书给他，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本是苏联译本伊林著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本是数学的普及读物。《十万个为什么》让他学到许多科学知识，那本数学读物则提高了他学习数学的兴趣，使他开始有“概率”的概念，他还清晰地记得，书里讲到用3个9拼成一个最大的数的问题。而《大众哲学》以通俗的语言、有趣的事例，讲解了什么叫“唯物论”，什么叫“辩证法”，这对谷超豪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中时谷超豪读过一本叫《数学的园地》的课外书，让他接触到微积分的初步概念，这也让他对数学越发感兴趣。谷超豪回忆说，高中语文老师董朴垞“除教课外，还教我们读太史公的《史记》，我们学了《史记》里的许多历史故事，印象十分深刻”，“深深为司马迁优秀、悲壮的文笔所感动”。词学大师夏承焘来学校兼课，虽然不教谷超豪所在的班级，但他和一些同学还是有机会去旁听，“我听过他对杜甫的《月夜》和苏轼的《临江仙》的讲解。经过他一指点，简朴的语言所蕴藏的深沉的感情和意境便深深映入我的脑海，回味无穷”。那时，他常常自己阅读《唐诗》和《庄子》的部分篇章，对古典文学著作非常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潜移默化，对于我的数学思维，也许已起了一定的作用”。

    谷超豪还是学校“五月读书会”的重要成员。读书会诞生于1939年春夏之交，是当时校内组织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进步读书会。那里有马恩列斯原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经典著作，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等。读书会的活动始终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1940年3月，谷超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不满14岁。他忘不了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家国之痛，62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18架飞机从头顶飞过。他忘不了人生起步，大哥指路，在《悼念大哥谷力虹同志》一诗中写了大哥指导他阅读《大众哲学》和《论持久战》的情景，情真意切。从诗题中就可以看出，血缘亲情和革命感情的交织交融。

    （作者系浙江省特级教师，任教于温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