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在孩子身边，文化程度也不高，不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怕她有心理问题，走上歪路。”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蓝汉文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每年回家一两次，提起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他总是有些担心。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