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服务时间，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第六小学舞蹈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形体训练。本报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张良 摄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有效减轻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与此同时，“双减”给中小学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延长、工作职责增加等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今年两会期间，“教师减负”成为代表委员口中的高频词，大家纷纷为教师减负建言献策。

    理性看待 厘清负担源头

    剪纸、合唱、乒乓球……这学期，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学健康城分校开设了丰富的课后服务社团，学生参与率在90％以上。

    如何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课后服务？全国人大代表、银川市二十一小学党总支书记马恒燕与教师座谈后发现，教师们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工作时间延长，学校和教师要把不少精力投入到统计课后服务选课人数和核算课后服务经费中，工作量增加了不少。

    两会期间，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面向教师群体开展的调查显示，78％的教师表示自己的工作时长显著增加，只有8％的教师表示自己的工作时长基本不变。

    “‘双减’给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他们的积极努力和体现出的责任感、使命感都特别让人敬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教育集团党委书记、集团总校长，革新里小学校长王欢表示，原先教师更多关注学生课堂教学，现在则扩展到学生课前、课中、课后、家庭等方方面面，要对学生成长进行一体化设计。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教师额外承担了很多非教学工作任务，比如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导致教师很难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学生工作上。

    “教师承担过多非教学任务，导致每日身心疲惫。这样一来，一方面会让教师产生厌烦情绪，另一方面很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说。

    对症下药 将减负落到实处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清理规范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各项工作。两年多来，各地也严格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出台了教师减负措施及清单，建立了统筹规范的相关制度。

    如何对症施策，让教师不被教书育人之外的事务困扰？采访中，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减负的根本目的是提质增效，要改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方法，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最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指出，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教育管理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和信息化，促使各级各类教育都回归教育主业、遵循发展规律。

    许玲则提出，由教育部门牵头，梳理清查各项督查、检查、评比等项目，精简会议、文件，取消重复上报数据和多头填写表格，避免摊派过多教学以外的工作任务，让教师能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职。

    制度建设也必不可少。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韩平主张建立进校园审批制度，从严控制进校园的社会事务，杜绝向教师强制摊派与教学管理无关事务。规范涉教师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严禁擅自借用中小学教师行为，避免安排教师参加无关培训和会议。韩平介绍，浙江省经审核认定进校园的项目，仅限于安全教育、诚信教育等五大类。

    综合施策 保障教师权益待遇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必须保障教师职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

    “调研中大家普遍反映，增加的工作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机制，没有回报机制，可能会出现一批优秀教师流失。”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说。

    如何建立教师工作回报机制？韩平建议，在核定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总量时，考虑课后服务取酬情况，把用于教师课后服务补助的经费额度，作为增量纳入绩效工资并设立相应项目，但不作为次年正常核定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也不纳入教师与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计算比较口径。同时，给予参加课后托管服务的教师正向激励，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的重要参考。

    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充实教师队伍，也有助于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对此，许玲建议，尽快落实“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教师”，分阶段、分步骤解决教师编制问题，缓解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同时，分层、分类、分岗开展教研培训，全面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认为，国家应重新修订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充分考虑城市化发展、在校生规模变化、教育事业发展，以及中小学课程改革、高考改革、课后服务等诸多因素，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提高中小学教师配置比例，适当增加教师编制总量。在编制管理体制上，建立“省级统筹、市域调控、县级使用”的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体制。

    除了在待遇、编制上做“加法”，还需要在本职工作上做“减法”，减少工作量，为教师“松绑”。

    对此，戴立益建议，应该广泛引入社会资源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负担。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也可以和培训企业合作，形成以学校为主、各方力量协同的新格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建议，试行新的考勤制度。一方面，要统筹安排教师课表，可以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试行“弹性上下班制”；另一方面，学校可探索建立“延时服务积分制度”，对参与延时服务的教师积分，以月或双月为单位，实行等同时间“调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