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发布后，各地陆续制定了相应的教师减负清单。然而，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不必要的额外负担依然困扰着很多中小学一线教师，而且似乎产生了“旧负担未解决新负担又冒出”的苗头。“双减”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更需要保障教师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研究教育教学，改进作业设计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目前，教师减负工作还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减负定位仅停留在具体工作层面，缺乏宏观统筹。虽然各地已出台减负清单，但很少有地方将教师减负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21年教育工作要点中可以发现，极少有地方将为教师减负纳入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部署。如果仅仅将教师减负停留在减负层面来对待，很难真正奏效。

    二是减负目标存在重负担外在表现、轻内在形成机理的问题。虽然各地减负清单均对教师减负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多聚焦在教师负担的外在表现形式。教师负担不是简单的有形之物，为教师减负不是简单地过滤或拿走具体的负担表现形式，而是要明确各类负担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根本原因。

    三是减负思路重内容轻方法。各地减负清单都明确提出了减什么，少则10多条，多则20多条。减负清单重在充分罗列教师负担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对负担的本质关注不够。对此，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例如，英国政府在为教师减负时不仅减轻一些具体负担，而且通过深入研究明确负担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我国各地减负清单来看，减负清单内容处于并列、并行的状态，没有分出优先级，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大多是严禁、规范、减少、不准等命令性的词汇，但这些要求如何落实尚不明确。

    “双减”背景下，在厘清教师负担的原因后，还要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教师减负。一是加快建立教师负担定期监测制度，以不断明确教师负担状况及减负效果。明确教师负担监测机构，可借鉴国际有关经验，委托有研究基础、技术平台和资源支撑的专业机构来开展。建立科学合理的监测制度，根据减负工作的推进重点、阶段目标实行国家年度监测、专项监测和重点监测相结合的监测制度。建立健全教师工作负担数据库，从而为教师减负工作提供明确的基线和目标。实行监测结果适度公开和有效应用，既从宏观层面反映教师减负整体进展情况，又有分省进展情况。通过持续定期监测，明确为中小学教师减负的重点和目标，保障减负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是切实构建多方力量协同机制。教师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行政、专业、学校和社会多元网格式工作机制，横向不遗漏，纵向落到底，实现全覆盖。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在国家政府主导下，教师管理评审机构、教师工作负担咨询小组、国家教学与领导研究院、各地学校联盟等共同参与减负的做法，通过不同性质机构负责不同工作，合力为教师减负。在具体职责方面，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主导推动各阶段任务落实，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深入研究、提供思路和举措，各级各类学校作为最基本单元主动探索和积极尝试各种减负实践策略和推进路径，社会营造良好氛围保障减负工作顺利开展。

    三是设立专项负担破解研究推进小组。“双减”文件明确提出四个方面的减负任务和目标。鉴于四个方面工作负担的性质和需要，可借鉴英国为减轻数据管理、评价反馈和教学计划三个领域负担而专门成立三个独立小组的做法，对四个方面的减负工作任务进行专门负责、专项研究、专业推动。特别是厘清不同负担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理，从体制机制上找准负担产生的根源。从国际经验看，英国专门成立独立教师工作负担评估小组，该小组委托设立11个研究项目。11个校本研究项目分别聚焦一个领域的减负任务和目标，均经过前测、干预、后测的研究历程，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师减负策略。

    四是实行“试点地区+试点学校”推进机制。鉴于教师负担的地区差异性，基于监测结果和地区自主自愿申报，围绕“双减”文件中提出的四类负担建立相应的试验区，探索和验证有关减负策略的可行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减负推进路径和策略。

    五是借力信息技术实现减负增效同步。各地可高度重视借助教育信息技术来拓展教师减负的路径，包括利用最新技术为教师减少程序化的工作任务，通过信息技术增强教师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能，坚持信息技术双驱动的导向和路径。运用计算机自适应测验、电子档案袋、学习分析技术、基于大数据的课堂观察、区域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平台等多种工具和平台，开展对学校的全方位评价和督查，减少各种纸质材料的准备和要求，实现教育管理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和信息化。建立健全四通八达的教育管理信息化系统，健全系统功能，优化系统设计，做到信息收集、提取、应用和分析的一键式功能，杜绝以痕迹管理和过程材料为重点的评价方式。通过大数据网络信息平台对教师负担进行定期监测，以便考察“双减”落实进展及其成效。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