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制片方 供图

王静（左）、孙虹（中）、柯永权（右）

    “水木清华众秀钟，赫赫吾校名无穷。没人能永远留住大学时光，但我们胸中依然有星辰大海。”这是电影《大学》的三位导演孙虹、王静、柯永权写给学弟学妹的一封信。

    一群清华人用三年时光，把母校的当下浓缩在了电影的镜头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在清华大学拍摄这部纪录电影《大学》的。

    真人，真事，真大学

    如何选择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这是困扰三位导演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探索的问题。以清华大学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电影《大学》，就以四个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清华人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生走向，不同的人生意义。

    “求学、毕业、从教、退休……每当我们迈进新的人生阶段，都需要抉择和适应的勇气，这背后会透露出个体的价值观和大学对个体的影响。”导演孙虹说。

    在清华大学荣休院士、86岁的老教授钱易身上，有着教书育人理想的代代传承，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荣休后的她最眷恋的依然是三尺讲台，正如影片的结尾钱易对身边的学生的一句叮嘱：“不要叫我钱老，叫我钱老师。”

    在留美回国、入职清华的年轻教师蔡峥身上，有着对理想的执着与坚持，为祖国“做点事儿”的急迫和热诚，让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归国的单程票”。

    在面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宋云天身上，我们看到，为了“造福一方百姓”的朴素理想，他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18岁考上清华大学的新生严韫洲身上，有着年轻人的纯粹，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努力学习，“解出一道难题就可以快乐很久”。

    “当我有机会反思当下生活的时候，都会深刻体会到，毕业后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有着来自大学时期的烙印。大学究竟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年轻人？”2018年，孙虹带着这个疑问回到母校，希望从普通师生的生活中找到答案。

    而在王静看来，每所大学的个性都是不同的，就像大家会把大学称为母校，将它视为一个具有个性和气质的人来对待。

    “我们除了想描绘片子里的人物以外，也想把母校当作一个人物来刻画，展现它的个性与品格。”王静说。

    而这一切，也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有了戏剧般的呈现——空无一人的教室，清华老师的讲课声洪亮热情；黎明前寒冷寂静的村庄，宋云天踽踽独行而步伐坚定；点亮寒门学子的希望之灯，清华大学自强计划还将坚持100年……清华也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并且通过课堂、第二课堂乃至一代代清华人的心手相传，把它渗透在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身上。

    “博士毕业的时候，我选择了公益组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希望能把后半生放在救助贫困儿童上，也希望自己的政策研究能辅助中国发展。后来做了几年，又出来自己做公益教育。说到底，还是清华的底色，怎么都戒不掉的家国情怀。”雨果奖获得者、清华大学物理系2006届校友郝景芳看完电影后深有感触，清华给人的影响就是这种行动主义：如果你觉得一些事情不够好，那你就去做。这种务实看上去是闷葫芦，但久而久之是最强的声音。

    以影像温暖世界

    三年，36个月，1095个日日夜夜，对孙虹、王静、柯永权三位导演来说，只做了这样一件事——在清华园、在上海的中学、在河南的小村庄、在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山天文观测台……跟拍四位主角。

    “整个创作的过程是非常快乐的，尽管也有一些磕磕碰碰。”王静回忆，在跟拍严韫洲雨夜20公里军训拉练时，她的电动车没电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孙虹及整个拍摄团队跟着队伍行进，自己推着车往回走。在跟拍蔡峥在夏威夷莫纳克亚山天文台观测时，因为海拔较高，拍摄团队需要一边扛着设备一边吸氧，还要在非常寒冷的露天环境下拍摄星空延时。

    《大学》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蔡峥靠在一个楼梯的扶手上，看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做点事情不容易”。可以想象，一位刚入职的青年教师，想要推动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在中国落地，发展中国人探索宇宙未知的设备和技术，这并非一件易事。

    被拍的人不容易，跟拍三年的团队也不容易。“做点儿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但还是要坚持做下去。”孙虹说。

    毕业以后，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孙虹曾经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可工作后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出发。”回忆在清华园里做纪录片时，孙虹总有机会去接触新鲜人、新鲜事物、新鲜领域，让自己时刻都感到充实，而且也固执地认为自己做的片子至少能被一些人看到，能对一些人产生影响，这种理想和信念，是其他工作无法替代的。

    在清华园的这几年，在“清影工作室”的培育下，“以影像温暖世界”的理念不仅扎根在孙虹、王静、柯永权心中，也驱使他们去观察、记录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纪录片就是生活，是值得分享的那部分生活，是直达人心的、温暖的影像记忆。

    2006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在曼彻斯特大学访学，他当时的合作导师是保罗·亨利，一位在人类学电影界很资深的元老级人物。渐渐地，雷建军开始把“影视人类学”的跨学科影响运用在了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并成立了“清影工作室”，将“以影像温暖世界”作为工作室理念。当时恰逢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起，清影工作室也将其作为重要创作方向，一边教学一边实践，带着学生们创作出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喜马拉雅天梯》《大河唱》等优秀纪录影片。

    “真正开始深耕纪录片方向，还是受到了雷建军老师的影响，那时候他坚持做‘清影放映’，让国内优秀的独立纪录片能有一个机会和更多的纪录片爱好者见面，我也借机观看了很多纪录片，领略了纪实影像的魅力。可能是从那时候起，觉得做纪实影像是有意义的，它有机会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触动，让人们得以借由他人的影像反思自己的生活。”孙虹说。

    对于王静来说，初涉纪录片也是选修了雷建军老师的暑期清影工作坊。这是她第一次和另两个同学一组拍摄了一个口述史纪录短片，以女性视角关注“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本科毕业后，有段时间因为挥霍了自己的热爱而暂别，后来由于内心犹有对于影像表达的渴望而回归，在硕士阶段坚定了自己要从事纪录片工作的想法。”王静说。

    而柯永权在刚进入清华大学时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他在大二的时候也选修了雷建军老师的纪录片课，“从此入坑”。随后转系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中俄边境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纪录片。

    “创作纪录片大大拓展了我的人生边界，同时也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应该是一个终身职业。”柯永权说。

    在执着于快节奏的时代里放慢脚步，他们坚持着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对文化的敬畏。他们用镜头记录着生活，用热忱谱写着他们和纪录片的故事。

    勇敢追光 理想当“燃”

    在《大学》首映礼现场，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宣布，清华大学正式启动“追光行动”：从7月9日电影上映起，“追光行动”将优先面向县域中学、中西部地区中学、基层工作校友所在地中学、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所在地中学送电影《大学》上门，积极鼓励当地青少年勇敢“追光”、理想当“燃”！

    事实上，早在7月3日，“追光行动”首场活动已落地湖南省慈利县。这部名为《大学》的电影，让很多中学生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大学精神。

    “身在井隅，心向星光。”一名观看影片的中学生说出了这样八个字。对他来说，大学生活还在远方，求学之路还很漫长。但他已经对“大学”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的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也不只是为了将来或许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等等。我们应该用我们所学去成就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像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一样。”

    点亮更多少年心中的理想之光，在清华大学启动实施“自强计划”十周年之际，为了使大学之道在全社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共鸣和传播，清华大学发起了这项行动，邀请清华师生校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加入，组织中学生免费观影《大学》的活动。

    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也许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对电影里的几位主人公产生强烈的共鸣，但是鲁迅先生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些离观众或远或近的人物和故事，涵盖了我们在成年后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人生节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电影中看到自己此刻所处的阶段和处境。这部电影与此刻的我们有关，与我们此刻的时代也有关。”导演柯永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