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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时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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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视觉中国 供图 |
1921年
7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
8月 湖南自修大学创办
1922年
7月 党的二大提出实行教育普及
1923年
6月 党的三大提出实行义务教育
1927年
3月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
8月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0月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9年
1月 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开辟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苏区
1931年
10月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
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1934年
1月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提出
10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5年
1月 遵义会议召开
12月“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
1936年
6月 抗日红军大学成立
10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937年
8月 抗日的教育政策提出
9月 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8年
5月 马克思列宁学院在延安成立
1941年
9月 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1943年
2月 陕甘宁边区教育总的实施方针提出
1945年
4月至6月 党的七大举行，提出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48年
8月 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
10月《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1949年
1月 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3月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提出“两个务必”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工农教育：漆黑夜里点明灯
1920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份工人刊物《劳动界》上，刊登了一则简短启事。启事中说，“为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知识，养成高尚人格，我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意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半年后，长辛店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工人示威游行。后来，学校又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培养了大量骨干，被誉为“北方红星升起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教育视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制定了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党在教育工作中的任务。
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刘少奇等党的精英“毅然脱下绅士的长袍马褂，深入到农村、工厂”，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夜校，帮助工农群众学习初级文化知识，并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这些教育活动犹如黑夜里的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点亮了现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崭新篇章。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能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干部。同时，早期的共产党员需要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人士。党开始创办革命干部学校，其中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名气最大、影响最广。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教育运动的兴起，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工农运动发展，而且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为党的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报记者 张滢 整理）
苏区教育：红土地上享光明
“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1931年11月，江西瑞金，伴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工农教育的实践。上面这首山歌，唱出了当时苏区劳苦大众接受教育后的心声。
从778万元降到103万元，从0.6万元增加到192万元——前者是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3月的国民经济部预算经费，后者是当时的教育部预算经费。两组数字，反映的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把教育工作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将其看成是最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
以军事教育为起点，各种类型的教育，如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等在苏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干部教育方面，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农业学校及列宁师范学校等；在社会教育方面，创办了工农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短期培训班等；在儿童教育方面，普遍设立列宁小学，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教育体系。
苏区教育特别注重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一代。这些做法和经验，对今天的教育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 苏令 张滢 整理）
解放区教育：战火中淬炼好干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8月13日，日本投降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随即，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组织队伍向东北挺进。
波谲云诡的大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干部教育第一，普通教育第二”的方针得到继续贯彻。在解放区，除去短期干部训练班，有的干部学校，从学制到内容已经准备向新型正规化方向前进。如东北地区以抗大总校为基础创办了东北军政大学，华北地区则创立了华北医科大学、华北军政大学等干部学校。
这些学校一方面担负着培养和提高老解放区各级各类干部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担负着争取和教育从新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的任务。短短三四年间，基本上满足了革命战争和解放区建设事业的需要。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古老的中国即将新生。根据新形势下的新特点，原有的干部学校逐渐“分流”。一类是继续办训练班，用“速成”的方法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另一类是把相当一部分干部学校转变为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大量专业人才。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随军南下干部也紧跟作战部队而来。这支首批1.5万名南下干部队伍，就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他们为顺利接管好南方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张滢 整理）
抗战教育：为救国矢志学习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并以此作为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展教育的总方针，为抗战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如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的指导下，20%的边区经费用在教育上，延安这个不大的地方办起了各级各类学校。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等30多所“窑洞大学”，短期或不定期的培训班更是数不胜数。
延安的学习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进步青年凭着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责任，纷至沓来。
抗战期间，数万名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窑洞大学”中成长，他们带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从延安出发，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数十万陕北百姓在共产党兴办的夜校里学文化，理解并支持抗日的百姓成为革命的坚强后盾；大批儿童在延安的小学接受了抗日教育，成为中国革命的后继力量。
在烽火连天、极端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延安还培养了数万名各方面的革命干部，为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抗大、陕公、鲁艺及延安马列学院等“窑洞大学”也都发展为日后中国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如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本报记者 张婷 张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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