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管曾出身贫贱，还是来自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不论奔忙于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走在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路上，抑或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的艰辛建设旅程中，有这样一大批富有教育情怀的优秀共产党人，他们心怀四海、矢志教育兴国，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一生躬耕教育，唯实求是，为奠基和繁荣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断贡献心力，从而积淀形成了具有时代品格和连城之价的“红色教育基因库”。传承是最好的缅怀，奋斗是最好的纪念。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这个特别的清明节，我们缅怀他们，追忆他们的辉煌人生和教育智慧，希望从中找到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

吴玉章：一生志业为教育

    “我非常希望吾国青年目光关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在国家危急中痛自刻责，发奋为雄，以求生存于世界者也。”1916年，您在华法教育大会上的发言，至今言犹在耳，也是您作为革命教育家的真实写照。

    从少年时起，您就立志“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并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在您的教育生涯中，您始终胸怀“人民”二字，把用心办好人民的教育作为一生志业。

    1917年，您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2000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造就了大批人才；1925年9月，您和杨洵等人创办了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后又担任重庆中法大学校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培养革命干部。

    1925年，47岁的您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您把毕生精力用在了党的教育事业上。

    抗战时期，您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1948年，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华北大学应运而生，年已七旬的您责无旁贷，主动挑起了校长的重担，为学校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更对毕业生寄予厚望，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筹备之初，您谢绝了重要行政领导职务，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奔波筹措建校。在1950年10月3日的开学典礼上，您嘱咐学生，“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立大志；其次就要决心为国家、人民做一个有用的人才；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

    “改造旧的高等教育，树立一个新型大学的典型。”从担任首任校长起，直到1966年逝世，您把最后的热血洒在了这所年轻的大学里。

    您坚持高等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机械搬用外国经验，并创立了适合中国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使得中国人民大学迅速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在任17年，您为新中国培养了5万余名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人才。

    毛泽东在您60岁寿辰庆祝会上的那段话广为流传：“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您做到了最难最难的事。

    回眸历史，激荡未来。如今，您的故事是每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入学的必修课。在学校老校区，“一辈子做好事——吴玉章生平展”，更是新时代人大学子校史校情教育的“必修课”。

    您的一生，是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您用生命诠释了“一辈子做好事”的崇高内涵，为后世留下一座堪为世范的不朽精神丰碑。

林伯渠：教育明灯照征途

    您还记得那盏马灯吗?

    1934年10月，长征路上，年近半百的您随身携带着五件“宝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其中，那盏马灯给同行的战士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说，您从不个人占用小马灯，一定要将光照向大家；他们说，在险隘难行的路上，您总会举着小马灯，先请战士们安全通过。

    正如这盏马灯，您的高尚品格，照亮了战士们前行的道路；您的革命精神，影响了每一位同志的抉择；您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回望您的学生时代。

    教育之光，在您16岁踏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的那一刻，就已点燃；

    革命理想，在您19岁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的那一年，就已开启。

    1921年，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道路，在南昌起义、长征等一次次重要革命活动中，磨练意志、砥砺前行。

    “浅塘中出不了捕鱼高手，暖房中长不了参天大树。”您认为，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社会栋梁。

    科学、严谨、乐观、积极……从革命实践中，您不断总结教育经验。

    当您到达陕甘宁边区，面对一望无尽的山川，您说，这里土地宽阔，是个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随即，您带领着农学系的科技人员，骑着毛驴，为了勘察农场场址，踏遍了延安杜甫川，最终选定了一块背山、向阳的川地作为延安农业试验场，并取名“光华农场”。

    在这里，您召集了具有农科知识的专业人才，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在这里，您号召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引导老百姓科学种田；在这里，您提倡办起了农艺、园艺、林业、植保、畜牧、兽医、养蜂、养蚕、水利等许多专业……

    百亩作物、成片果林、遍野牛羊，不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解决了，黄土高原的山川间也形成了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这是科技的力量，这是教育的奇迹。

    在老百姓的眼里，您是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在同志们心中，您是一位态度和蔼、富有耐心的师者。

    讲课时，您会引用毛主席的教导和先烈的革命事迹，为同志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谈话中，您会结合实际、提出问题、深入浅出，坚定同志们的革命信念；日记里，您告诉自己，要遵守党章党纪，戒骄傲自满，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今天，在您的党龄将近100岁时，请允许我们，深切缅怀您——林伯渠同志，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钱亦石：为求救国觅新途

    83年前，一首歌曾经在中国大地回荡。“从书房到前线，从理论到实践，你生在斗争中，你死在抗战的前面。你虽没有看见光明的实现，可是，请安息吧！奴隶们在努力翻身，誓争取胜利的明天！”

    这是在您的追悼会上，第八集团军所有指战员在您遗像前唱起的挽歌，作曲人、指挥人是冼星海。“哲人其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评价您的离去。

    您是有名的“红色教授”，曾以笔为刀，写下《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解剖刀”，精辟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阴谋。

    董必武称赞，“不仅是国内第一流的论文，即置于国际第一流的论文中，也毫无逊色”。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1月，您根据党的决定，秘密到达日本东京。您在这里精心研读了《资本论》，并和杨贤江、董必武领导了东京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同年8月，中央决定您和董必武转往苏联，到莫斯科特别班学习。1930年，您化装成铁路工人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文化活动。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周恩来决定任命您为队长，在上海组成战地服务队，并由郭沫若介绍到第八集团军服务时，您欣然受命。在战地服务队，您曾用歌曲鼓舞了无数抗日青年的斗志：

    脱掉长衫，同赴战地，

    一面唤起民众，一面教育自己。

    我们愿在枪林弹雨中，

    把身体炼成铁，把意志炼成钢，把大家炼成分不开的集体，

    以热诚励士气，以鲜血染征衣。

    努力！努力！动员全国同胞，争取抗战到底！

    您领导的战地服务队，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起模范作用。往往直到午夜，队员们都休息了，您仍独自坐在办公室桌前构思工作。催促您就寝，得到的回答是“还不倦，做完了它，明日还有别的事”。

    大家都佩服您精神好，却不知您因过劳而埋下了病根。您在浦东先患疟疾，随之病情加重，转为伤寒，有时一天不进粒食，加之上海沦陷，治疗困难，您不幸病逝，享年49岁。

    为求救国觅新途，真理藏胸永不孤。

    纵览风云常变幻，文章利剑起鸿图。

    曾有人用一首诗概括您一生的贡献。您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对理想信念的始终不渝，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陈望道：万古长青唯教育

    今天，站在通往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国顺路上，很多学生会想起您这位老校长。60多年前，您为了学生的交通安全亲自奔走于上海市城建部门。在您的建议下，国权路和国顺路被改成单行道，通行规则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您的学生仍然记得您那带有“义乌官话”口音的开场白“全校的师生员工同志们”。这句简单的开场白中，包含着您所关心的人——每一位教师、学生和员工。

    “唯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的”。创办乡村小学，改革中学教育，您见证了中国旧教育向现代教育的变革和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您的言谈举止间透露着一位师者朴实坚毅的精气神。

    1952年秋，毛主席亲自任命您为复旦大学校长。担任校长的25年间，您鞠躬尽瘁，志在将复旦大学建设成为新型大学。

    “我们一定要为中国共产党争气，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作为学术大师和教育革新的倡行者，您号召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

    您经常说，做学问要做“古今中外派”，即“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也就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在学术上，《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美学概论》《苏俄文艺理论》等一部部重要著作与译著层出不穷。

    在学生眼中，您不仅是学术权威，而且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人典范。“不唯洋、不唯上、不唯古”，您倡导“学术中国化”——“我们的学术有我们自己的样子”。

    作为一名党员，您参与筹建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作为一名学者，您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作为一名教育家，您创设了新闻学系，定下系铭“好学力行”。

    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您的治学态度尽显民族自尊性、文化自主性，这正是自古以来中国学人应有的民族风骨。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特别提到了您。

    100年前，当中国人都在寻找社会发展的方向、探求未来到底该走向何方时，是您，怀揣着救亡图强的理想，在家乡义乌分水塘村老宅旁那间破旧的柴房里，译成了《共产党宣言》。从此，“共产主义”来到了中国，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

    100年后的今天，当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时，我们的理想也像您当时一样坚定：“始终相信共产主义”。

成仿吾：冲破战火育新人

    您既被历史冠以“人民教育的旗手”、新中国高等教育战线的主将等荣誉而纪念着，也被后人以“妈妈校长”的亲切呼唤怀念着。在您87年忙碌充实又波澜壮阔的日子里，“教育”二字的分量沉甸甸。

    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您大半生在战火与动荡中度过，在您看来，“教育是一种武器”。

    拿起这件武器，您是当时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唯一的政治教员，也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等“战火中的大学”的主持筹建者。

    您说，教育是中国革命总任务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它来培养革命所需的干部，并宣传、教育，从思想上武装广大群众。

    在延河之滨的飞机场上，陕北公学这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用两年不到的时间为抗战培养出了6000多名干部；您率领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在敌占区开展办学活动，在敌人的扫荡与围剿下，6年中先后有80多个队(班)的学生达8000余人毕业。

    爬雪山、过草地。在长征中，您又是3万多名红军战士中唯一的大学教授。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当被问道，全国解放后是做政权工作还是做教育工作时，您毫不犹豫地说，还是做教育工作好。

    新中国成立后，您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您所到之处，皆有教育美谈流传。您提出，要领导好高校的工作，第一步必须是充分地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于是在东北师范大学，您曾连续几周“泡”在课堂上，“一头扎下去，连续性的”听课，从而提出了不少“切中要害”的意见；1978年，您负责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工作，已是81岁高龄的您如此自述“老夫贡献虽减少，敢与中青迈步齐。”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再读您关于高等教育建设的意见，仍给后人以启发和思考。

    针对当时高校教师愿搞科学研究，不愿做科学工作；愿教专门组课，不愿教基础课；愿进修提高，不愿带实验和担任辅导工作的“三愿三不愿”现象，您提出“科学研究工作应以结合教学为主”，要引导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还要搞科研，用科研带动教学质量提高。

    您重视教师的培养，强调“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1958年，在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察觉到学校人心浮动，您严肃地指出，“学校的工作是教学，离开这个中心，就是不务正业，就将贻误于未来。”

    您逝世后，人们这样悼念您：“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谢觉哉：以身成书启世人

    1971年，您以87岁高龄驾鹤西去时，已有很多颇具分量、为人熟知的头衔：“延安五老”之一、“长征四老”之一、著名法学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但您的夫人王定国在回忆您时，称您“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教科书，为儿女们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

    此言不虚。出生于清光绪十年的您，不仅生活在一个“累代为农，有了点地，可以不大劳作”的富裕家庭，还是中国科举的“末代秀才”。虽然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已经享受着“高人一等”的地位，但您追求进步，决意“从旧的壳里钻出来”，在41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晚清秀才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

    您总是向后辈不倦地谈及学习、进步的重要性。提到已经年迈的两个儿子，您仍鼓励“廉伯、子谷年纪大了，但他们还有前途，只要他们肯学习，求进步”。

    1934年10月，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您跟随红军踏上长征，在“几乎病死”后到达陕北。这段“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远征，让您对苦难有了更深的感悟，也有了更从容的胸怀。您说“你们当不会再有那样险阻的关，但困难总是有的……要从艰苦的过程中，得到隽永的味道，像关云长达到黄河渡口的样子，才算过关”。

    “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相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您的14个儿女，大多生于战乱，长于饥馑，却从这样一封封家书中得到了面对苦难的坚强力量。

    1949年10月，您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消息传到湖南家乡后，乡亲们“兴奋”了：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请托办事的来信也多了不少。面对这些“期待”，您直言，自己是个“焦官”（湖南方言：不挣钱的官），是个没有特权的官。

    您的儿女提出需要帮助时，您严厉地回道，“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可一旦他们在来信中写了自己的进步和努力，哪怕是再细微不过的事儿，您也会“化身”慈父，不吝鼓励和赞扬。

    您虽是“穿绿长褂子”、不以体力劳动谋生的知识分子，却分外重视劳动，热爱劳动。“读书是好的，但读书为着更加善于劳动生产。”“如果读了书，就不劳动，那社会会成什么样子？教育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投身革命前，您在家乡做过几年教师，也一直对教育事业挂怀在心。您的不少子侄在学校做干部和教师，您常常给他们出主意，言之谆谆。当听到乡村面貌有了变化后，您热切地建议，“应把学校所能接触到的生产工作、合作社工作、地方组织工作等，当作教育的重要材料”……

    今年，在您离开的50年后，您的许多智慧言语仍被后来人时时捧读。

李四光：大地之子放光芒

    您是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中国地质事业与地质教育作出了毕生贡献。

    1919年，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您接受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地质学系教授。

    为了方便搜集保存从野外采集来的地质标本，您负责筹建了北大地质馆，这里教学、实验设施一应俱全，是北京大学理学院第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也是当时少见的兼具科学教育、大众普及、科学研究等功能的展览馆。

    在北大任教的岁月里，您潜心教书育人，承担了多门地质学的主干课程，往往同时讲三四门课，每周讲演5小时，还要带实习、实验14小时。

    您常常带领学生前往北京西郊进行野外实地考察。在一次考察中，学生发现由国外知名地质学家绘制的当时权威著作《西山地质图》，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学术结论。

    面对学生的犹豫，您带领大家回头梳理自己的野外工作流程，让同学们坚定自己的判断，“不要为已成的学说压倒”。您坚信，真正做学问，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允许怀疑，“不怀疑不能见真理”。

    新中国成立后，您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随着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您预见到，地质人才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于是，您亲自主持了北京、长春两个地质学院的建设和成都地质学院的扩建工作，在6所大学地质系增设专科班，创办9个地质中专，为地质勘探工作和地质科研工作培训了大量的技术干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摸清了我国矿产资源家底，满足了地质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深藏于心的一个愿望。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您郑重地向党组织提交申请，1958年，您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对于由一名民族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已临古稀之年的您称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

    此后，您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1959年，在您的指导下，黑龙江省发现了我国的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一举为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1971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您心心念念的依然是热爱了一辈子的地质事业。弥留之际，您在纸条上写道：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40多年后，一颗遨游在浩瀚苍穹的小行星，以您的名字命名。从此，大地之子，永放光芒。

竺可桢：公忠坚毅筑根基

    来到浙江大学之前，您是大名鼎鼎的气象学家；来到浙江大学之后，您变成了“浙大保姆”。

    这是1949年您60岁大寿的时候，学生送给您的锦旗上面写的四个大字。

    1936年，您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当时浙大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您带领浙大发展壮大到7个学院27个学系，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

    在浙大，求贤若渴，是您一贯的风格。

    您曾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教授费巩一度对您不满，曾在教务会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您笑而不语。后来，您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请他做训导处长。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1936年，您在与新生的谈话会上这样问学生。70年后的今天，这“两问”依然值得每一位浙大学子用一生去作答。

    上任伊始，您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以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了基础。您还要求“第一等的教授”必须亲自到教学第一线。

    战火纷飞的岁月，您率领浙大师生举校西迁，途经浙、赣、湘、粤、桂、黔等6省，历时两年多，最终定址遵义和湄潭，并坚持办学7年之久。

    在您的带领下，师生在哪里，浙大就搬到哪里，“图书馆”和“实验室”就用双肩挑到哪里。无论条件如何简陋，您从不耽搁第一时间开堂上课，坚持科学研究。一篇篇高质量的论文在中国的山沟沟中完成，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您常说，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走出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科学界精英。

    解放后，您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建立了许多个第一：我国第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研究机构、我国第一批研究和治理沙荒的机构、第一批研究冰川和海洋的科研机构。

    1962年6月，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讨论并通过了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吸收您为中共预备党员。您高兴地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一年，您已是72岁高龄。

    为纪念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即兴填词一首，“雪里送来炭火，炭红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

    如今，以您的名字命名的竺可桢学院已成为浙江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田，正为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丰厚土壤。

恽代英：救国为民显豪情

    身着一袭长衫，戴着眼镜，手持书本，目光炯炯有神地直视前方——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园中，您的雕像格外引人注目。

    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早期青年运动著名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

    您出身名门，先世是阳湖学派恽南田后人，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您对文、史、哲学皆通，对中国古典文学也很有造诣，懂英文。您写文章从不打草稿，顺手拿到一张纸头就写，要言不繁，明白通畅，不需要多大修改，写完就是一篇好文章。

    1923年8月，28岁的您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您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成千上万的青年正是手捧这份杂志并呼唤着“代英”的名字，走上了革命道路。

    “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您将这三句话作为自己思想的起点，用文章作带领青年追求真理的火炬。您是党内最早提出青年运动必须始终走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观点的领导人之一。

    很多读过您文章的人，都以为您是一位“翩翩佳公子”，见了面后才知道您是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身穿蓝布学生服、脚着青年鞋和满头“怒发”的朴素青年；是那样地“辩才无碍”；那样的朴素真挚；您是创造少年中国的古行头陀。

    那时，您的收入足以过得很体面，可您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您当时应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之聘，出任该校教务主任。师生们久闻您大名，前往码头相迎，您却自己挑着行李先到了学校。孰料，您过于“朴素”的装束却让校工把您当作“脚夫”拒之门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您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这些起义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下，都先后失败了。但您没有灰心丧气，对周围的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有不怕失败的人才是能取得胜利的人。”“……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

    1936年，43岁的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您翻译的《阶级斗争》就是这三本书中之一。

    1931年4月28日，中华民族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这一天，您因叛徒的出卖最终被害，年仅36岁。临终前您曾留下一首《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您的一生，是为革命不懈奋斗的一生，是救国为民、不忘初心的一生。

蒋南翔：唯实求是铸学魂

    宽阔的前额凸显着睿智，和蔼的目光流露出慈祥，您是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陈云为您写下的悼词“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是您一生的真实写照。

    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您一直奋战在革命斗争、青年活动的第一线。

    1935年12月，华北事变爆发，满腔悲愤的您在清华学堂的地下室中写下了振聋发聩的警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了千百万爱国青年的心，揭开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篇章。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此次调整中，清华的文、理、法学院被调走，成为了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突出工程学科优势，以适应建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工程科技人才的需要。

    那一年，39岁的您再度迈进了清华园，受中央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长达14年执掌清华的生涯里，您以“唯实求是”的精神，探索社会主义多科性工业大学建设之路，把“又红又专”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的身上。

    在您的办学思想中，您对大学的功能定位有着自己清晰的认知和坚持。1956年您就提出，“学校中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完成教学任务”。在您的办学理念中，育人为本，教学为主一直是坚定明确的。

    您多次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光想自己不想国家，学习再好，技术水平再高，正当中华民族处在被人凌辱的时候，袖手旁观跑了，要这样的人干什么？”

    半个多世纪以来，清华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

    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即便在“文革”期间被“监护”审查时，人们劝您不要“顶”下去。您也坚持，“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谈自己的看法不是顶，是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85年，您在最后一篇关于教育的论著《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中仍强调，中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初心不改，光辉岁月稠。

    您“唯实求是”的精神，已经深深刻在了清华学子的灵魂之中。

    您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成果，依然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展现着强劲的生命力。

    您在高等教育史上的卓越实践，至今激励着教育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不懈地奋斗和奉献！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梁丹 张东 焦以璇 刘博智 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