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6月21日 星期四
一流大学没有单一模型
张立迁

    最近,QS教育集团正式发布了第15届世界大学排名,该榜单共评估来自世界8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所高校。中国共有65所高校上榜,包括内地高校40所,整体表现亮眼喜人。其中,清华大学全球排名第17,北京大学排名全球30,两所学校均较去年上升8名,超过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世界名校。然而,世界大学排名中心近期发布的2018—2019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高校则几乎跌出全球百名榜,成绩最好的北京大学从去年的54名跌至92名,清华大学则从去年的65名下降到98名。

    各类大学排名机构推出的林林总总的大学排行榜,已经成为评价大学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声音。事实上,对各类排名机构所采用的主要指标体系对比分析后,对排名的更迭变化自然能够做到了然于胸、坦然面对;然而,社会公众面对大学的排名位序的起起落落,内心还是很不平静,或是迷惑不解,或是质疑不信。

    毋庸置疑的是,大学排名的存在确有其合理性与现实基础。但从本源上看,对具有丰富内涵、意义深邃、功能多样的各类型大学,试图通过一些偏技术性的量化指标信息,期望得出一份人人皆能认可的大学榜单几无可能。故而,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前述中国高校在两大排名机构的迥异结果,想必可以搁置争议而寻求最大共识。

    说到底,对于如何评价大学,怎样评价高等教育,是一个兼具科学性、严谨性、标准化的问题,而绝非“几家欢喜几家忧”那般简单呈现。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就是分层次的,基于大学在国际学术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和表现,从初级到高级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技术层次、制度层次、哲学层次。换句话讲,技术层次一流大学生产学生和论文,制度层次一流大学生产模式和制度,哲学层次一流大学生产理念。而当下,大学评价擅长和推崇的是技术层面的信息、数量、指标,只因这些内容信息可查实、可比照、可列出。但建立在扎实技术基础之上,脱胎于技术层级之高远,蕴含着制度层次和哲学层次的大量更富价值性信息,恰恰是它们带给公众恒久的信任和尊重,也是真正体现大学之一流的核心和要义。

    受制于大学评价方法与手段所限,抑或是非技术性要素的不可测度性,甚或是对主观评价的不可控特点,一些基于制度和哲学层次的指标迟迟未能进入各大学排名机构的主要指标体系中。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高等教育学、组织行为学、网络计量学、图书情报学以及一批交叉学科开始深入研究大学评价问题,并已展现出广阔的学术前景和应用价值;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过程的点滴得以不间断形成数据,原本不可载入或体现的信息将以新的技术形态呈现出来;通过不断挖掘问卷调查、专家评议、声誉调查、已有指数等主观评价信息,注重考虑世界范围内教育系统乃至教育系统之外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差异,这些潜隐性与综合性的价值和贡献将会变得更可控,具有更高认可度。于是,循着这样的大学评价理路,我们便能更理性地看待对大学排行榜,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沾沾自喜。对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结果自然更平和、淡定,且平添了对未来大学排名的些许期待。终归,大学评价是为了大学可以更适切更精准地走向未来。

    从当前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内部应基于不同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对职能进行恰当分配,促使各类院校“在其自身范围内力求卓越”,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维度和领域发挥其最大功能,这是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表现;同时,让学生根据自身能力大小、兴趣爱好、获取知识与能力要求等特点,进入更能适应其心智结构的相应高校就读,培养社会所需的多层次人才,这是政府、社会、家长共同认知与共性认同的基础所在。同时,还要突破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单一模型,逐步完善高等教育系统的效能增值评估,增进大学和利益相关者对各类型高校最优表现的理解。

    从长远来谈,一流大学的声望与地位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发展起来的,一流大学的诞生本就先于大学排行榜的建立,其内核更多体现在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当中。生产原初性知识,输出普适性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大学治理模式等各种制度和模式,乃至在办学理念上成为全球楷模,吸纳全球最优秀的学生作为培养对象,进而向全球供给最顶尖的高级学位获得者,成为大学思想、办学理念的源源不断的输出者,人类发展、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和知识发展的卓越贡献者,方能成为世界大学前进方向的引领者,也委实才能真正称之为各类大学排行榜中响当当的大赢家。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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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