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新闻·人物
2016年04月27日 星期三
90岁,他还在下田,为了小麦亩产800公斤的目标,他一生守望
余松烈:惟愿春风拂麦浪
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刘观浦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
余松烈获得学士学位时留影。
时年90岁的余松烈在泰安岱岳区马庄大寺村考察小麦高产田。

    90岁那年,余松烈已经步履蹒跚,不过当他走到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攻关田旁,精神立马抖擞起来,脸上浮现着兴奋的神色。

    他行走在松软的麦垅间,摩挲着沉甸甸的麦穗,不放过任何一株小麦的长势。看着子粒饱满的麦穗,放眼丰收在望的麦田,他认真叮嘱身边人:“今年秋播,可要早一点。”

    从那一年起,生命中的最后6年,这位中国现代小麦栽培学的奠基人把仅存的精力留给了麦田,直到病倒在医院。

    他一生牵挂麦田。他研究创立的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理论,多次刷新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惠及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累积3亿多亩麦田,增产小麦260多亿斤。

    如今,他看不到又一季麦子的成熟了。

    2016年4月20日12时20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在山东泰安逝世,享年96岁。

    继承他小麦事业的学生们赶来了,他们放下手中的试验,向这位恩师致敬;接受过他点拨、运用前沿技术获得高产的农民代表赶来了,他们手捧麦穗,流下眷恋的泪水:“余老,您的目标达成了,您就放心走吧!”

    最牵挂那片高产田

    他与麦田打了67年交道。哪怕是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最放不下的依旧是那片麦田。

    站在麦垅上的他,与67年前并无两样。

    麦穗在他眼中仿佛不只是麦穗,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它们低垂的脑袋,在余松烈看来,像是诉说,像是娓娓而谈,也如同致敬。所以人们都说,来到地头的他,永远都是笑着的。

    “他一直很关注小麦的生长情况,他年龄大了走不动以后,就让我替他到麦田去观察,然后回来向他汇报”。他的学生、小麦专家董庆裕教授回忆说。

    人们清楚地记得,2010年6月1日,已经90岁高龄的余松烈照例来到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马庄小麦宽幅播种高产攻关田。每年的6月初,赶到鲁中地区小麦即将成熟的时候,他总要实地考察一番。

    这天上午,余松烈特别高兴,似乎忘记了炎热和劳累。看到丰收在望的小麦高产攻关田,他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说:“小麦宽幅播种是在改良精播技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要适时早播。”

    他还嘱咐身边的科技人员说:“今年秋播,还是希望适时早一点,7日、8日播种为宜,争取达到亩产800公斤的目标。”

    人们劝他早点儿回家休息,他执意不肯。后来,他的女儿说,那次余松烈回去之后就累病了,一躺就是十几天。

    然而,这一趟现场考察,余松烈没有白来。他的技术指导,大家都一一记在心里,落实到了行动上。是年秋播,高产攻关田有了很大改进,那都是完全按照他的叮嘱下种的。

    “余老这一招,也真神。那年秋天小麦出苗齐,长势好,分蘖早。”一位农民说。一直跟随余松烈进行攻关实验的董庆裕及时跟他进行了汇报,余松烈又和科研人员提出了冬前“深耘断根”、后期“一喷三防”等跟踪管理方案。

    年龄对他而言,从来不是问题。

    他总是这样,一门心思探索小麦高产的秘密。他对待小麦,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看不到就打听,看到了才放心。

    2011年6月1日,余松烈再次来到岱岳区马庄大寺村的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攻关田,听取测产情况汇报,实地查看小麦后期长势情况。

    当听说测产的理论产量达到820公斤时,余松烈高兴地说:“今年小麦长势好,如果近期没有大风大雨,不倒伏,有希望创造新的高产纪录。”

    然而老天却给他开了个玩笑。这年的20亩高产攻关田,在收获后期受到干热风等因素影响,实际产量未能突破800公斤,给满怀希望的余松烈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2012年春天,余松烈身体明显虚弱了,他已经有预感,也许,自己看不到小麦亩产800公斤目标实现的那一天了。那年3月30日,余松烈拿起过去通常记录小麦数据的笔,颤颤微微地给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书记赵延兵和研究生处处长、小麦专家王振林写信,还把他们叫到面前,嘱咐他们继续搞好亩产800公斤高产田创建工作。

    2013年3月,山东省农业厅负责同志到泰山疗养院看望余松烈,祝贺他92岁诞辰。余松烈没有把自己的生日当回事,却郑重地提出组织全省力量试验宽幅精播栽培技术、实现小麦亩产800公斤目标的事情。

    2014年春天,余松烈住在疗养院,饮食靠鼻饲,行动靠轮椅,神智有时不清。但他一旦清醒,就吵着让助手安排下地看麦子,兴奋地睡不好觉。因此,女儿余亚勉常常嘱咐去探望他的学生及朋友们,尽量少提小麦。

    或许是老天也不再忍心看到这位老人的梦想一次次落空。2014年6月,小麦收获的季节,农业部组织的7位专家来到了烟台招远市辛庄镇马连沟村,在农业部小麦高产创建万亩示范区十亩攻关田里,对由余松烈担任技术顾问的攻关试验田进行实打验收。经过紧张的收割、脱粒、晒干等严格程序,实验结果出来了:3.14亩验收田平均亩产达817公斤!这块高产麦田,虽然不是余松烈亲自指导管理的,但是采用的栽培管理技术,正是余松烈晚年创新的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

    为了这个结果,余松烈研究总结、规划设计和热切盼望了多少日日月月!从此,余松烈终于在精神上得到了彻底安慰。

    农民视他为最可爱的人

    在穿越半个中国向他道别的农民代表心里,余松烈是最可爱的人。

    奉献兴许是没来由的,爱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农民朋友的爱戴,源自余松烈的专业,源自他毕生对高产小麦的奉献。

    小麦之于山东半岛,就像大米之于南方,甚至更加重要。馒头、面条、烧饼,曾是山东人传统三餐离不开的口粮。今天看来供应充足的市场,在上世纪70年代,却存在巨大的缺口,面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山东人过春节,都要带着馒头做礼物走亲访友。

    那时候,小麦生产水平总体上还处于低产阶段。1972年,山东全省小麦平均亩产才97.5公斤,但是滕州的高产麦田亩产已达200公斤以上。这引起有心人余松烈的关注,他自告奋勇来到滕州农村蹲点。

    1974年,余松烈送走实习的学生,背着行李来到滕州。滕州史村一度是科学种田的先进典型,1966年,全村8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372.5公斤,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薛振祥还因此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但是1966年之后,直到1974年,史村的小麦产量却徘徊不前,人们亟需科研人员解决小麦更高产量的栽培技术。

    那时候,白天余松烈和村民们到田间地头做调查,晚上点上煤油灯和大家分析原因。不久,他就提出“六改”的栽培方法,即改换主栽品种“鲁滕一号”为“泰山四号”,改播种量较大为适当压缩播种量,改适时晚播为适时早播,改耧播为机播,改行距16.5厘米为行距19.8厘米,不种畦埂麦,改重施返青肥为重施起身拔节肥。

    这一下不得了!1975年,史村全村820亩小麦平均单产457.5公斤,并出现500公斤地块209亩。那一年,史村一季就向国家上交小麦17.5万公斤,是全年任务的4.2倍。

    1975年夏收之后,余松烈总结史村“六改”试验成果,提出在全县推广史村的增产经验。当年秋天,滕州县委、县政府接受余松烈的建议,创办了“五七”农大,其中小麦班50人,学制一年,农闲时培训,农忙时参加小麦生产和试验工作。

    正值“文革”期间,余松烈在山东农学院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在滕州农村,干部群众却把他当成专家、亲人和朋友,为他开展小麦高产栽培试验提供一切方便,使他在“文革”中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和医治,使他发现了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创新的价值。

    1975年秋播,余松烈又选择姜屯公社黄庄大队,亲自进行人工小麦精播高产栽培试验。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问余松烈:“我们每亩下种十多公斤,种这么稀还能收到麦子吗?”余松烈说:“地力差,小麦分蘖少,种稀了不行。地力好,分蘖多,种稀了麦子会越长越好。”果然,麦苗起身拔节后越长越好,麦收时亩产达到638公斤,创下了我国北方冬小麦高产纪录。

    滕州市原副市长刘希运是当年“五七”农大的学生,参加过余松烈的小麦精播点播试验,后来又到山东农学院工作,与余松烈朝夕相处12年,对余松烈的感情很深。他讲了两件事情。

    “余老师是一个工作狂人。1977年秋播,他打电话说星期一来,本来我想找车到车站去接。结果他提前一天来了,下了火车,就徒步向黄庄村赶。他说秋播是个关键时期,学校的事处理完了,就提前来了。那时余老师57岁了,自己背了个包,自己步行跑了几十里路。大家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余老师自称是农民。在黄庄村,余老师与村民同吃同住,住在一个姓黄的村民家里。村民们喜欢做地瓜稀饭,做好之后热气腾腾,香味四溢,余老师也比较喜欢地瓜稀饭,房东黄大嫂时常主动盛上一碗给余老师送去。余老师就买些馒头、烧饼等送给农民。他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关系十分密切。”

    “文革”后期在滕州劳动锻炼的5年,成为余松烈一生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余松烈曾在自传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紧张、最兴奋的时期。虽然生活比较艰苦,劳动比较沉重,但我始终沐浴在农民的温暖友情中,这是我向农民、向生产实践学习的最佳时期,我在业务上获得较大丰收。”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余松烈的“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的理论分析”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全国科学大会授予余松烈先进工作者称号。从1974年至今,42年来,余松烈的小麦科研和示范推广工作没有离开过滕州。滕州一直是全国、全省小麦新品种推广、小麦新技术应用、小麦高产的先进典型。

    “事业做不好,无法报答先生的期望”

    在为余松烈送行的队伍中,也有来自各省各地的山东农大校友,他们都以是余松烈的学生感到幸运和自豪。

    “我是余松烈老师的学生,我的成绩离不开老师的教育指导。”谈起老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山东省小麦技术顾问团团长于振文充满敬重,“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对我影响特别大。”

    于振文是余松烈指导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在学术上深受他的影响。1982年研究生毕业时,余松烈正主持山东省黄淮海中低产地区夏秋粮均衡增产栽培技术的研究课题,于振文是课题组成员,他和余松烈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试验点上跑。

    从此以后,于振文成为余松烈的得力助手,很快在研究实践中成长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松烈成为农业部小麦顾问组成员,还积极推荐于振文参加顾问组的工作,给他指路子压担子,直到于振文也成为院士。

    余松烈培养的另一位院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李振声是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曾经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

    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也是余松烈的研究生。他专程从北京赶来,要送敬爱的老师最后一程。谈到与余松烈的师生情义,曹鸿明特别激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读余松烈教授的研究生,那时爱人有病,余老师经常过问,还给钱让我给爱人治病。我忘不了余老师对我的培养和帮助!”

    余松烈对学生学习、研究生科研严格要求,但他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却细致入微,其严师慈父的品性,让学生们难以忘怀。余松烈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山东省小麦技术顾问团副团长王振林对老师关心爱护学生的事记忆犹新:“我们上学时期经济不宽裕,隔上一段时间,余先生就要把学生叫到一起,请我们吃饭。饭桌上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师生之间其乐融融。每次吃饭,余先生都是包饭包酒。他特别理解青年人,总是提前离场,留下更多时间让我们同学单独交流。”

    有一次,余松烈要请两位南方同学吃饭,因为那时没有电话,余松烈还特意跑到王振林宿舍,把他也拉过去。余松烈的女儿余亚勉专门为南方的两位同学买了琵琶虾,师生们一起做菜,一起吃饭,就像一个大家庭,极其温馨。饭后从余先生家里出来说,两名学生说,事业做不好,无法报答余先生对我们的期望。

    这种爱,是对事业的一种期待,是为了让小麦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半世辛劳付热土,一生情怀系麦浪。斯人已逝,“余”风长存。

 

【人物小传】

    1921年3月13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

    1939年秋,考入迁来上海的南通学院农科。

    1949年9月,到山东农学院工作,在农学系任教。

    1959年,培育出小麦新品种“山农1号”“山农3号”,研究出小麦深耘断根增产等技术。

    1966年6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红卫兵批斗,后被关进“牛棚”。

    1976年,在滕县黄庄大队2亩的地块上打出小麦亩产638公斤产量,创造了我国北方冬麦区的高产纪录。

    1978年3月,“冬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分析”研究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7年、1992年,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7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6年,总结出小麦宽幅精播高产理论与技术。

    2010年,小麦宽幅精播技术被确定为山东省主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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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