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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9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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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学术星空中,他像一颗恒星。历史地理学巨擘——
侯仁之:行走天下 守望大地
1964年侯仁之(左)考察沙漠中的古城废墟
1946年在利物浦大学
1984年侯仁之(左一)携妻子在剑桥大学与达比教授夫妇合影
侯仁之展示当年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时使用过的扁担,笑称要“铁肩担道义”。

  ■特约撰稿 汤继强

  认识侯先生是在1999年的一个冬夜。那晚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为寻找开阔地观看,我来到未名湖南岸,在慈济寺遗址旁,看到一位拄杖的老人,静静地在黑暗中仰望星空。我们作伴观看,他说他是侯仁之。

  深夜1点多了,88岁的侯先生像年轻人一般兴致不减,为阵阵划过的流星叫好。

  流星划过的间隙,侯先生指着遗址前的空地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在这里集会。”那年,侯仁之24岁。

  至今,在侯先生于燕园度过的无数个夜晚,有数不清的流星划过。而在浩瀚的学术星空中,侯先生更像一颗恒星。

  2011年12月6日,侯先生在北大校医院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校医院西侧,燕京大学时期的虎皮院墙依在,他在这个院内书写了人生跌宕;校医院南侧不远处,曾经是成府蒋家胡同3号——恩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地方,也是影响侯仁之学术起点的地方。在这个特殊地点度过百岁华诞,也许会让人们在更多的感慨与感动中,凝望这位中国历史地理学巨擘的学术人生。

  胸怀祖国

  家国兴难,与侯仁之的人生之路休戚相关。

  侯仁之曾说:“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说这段话时,侯仁之33岁,正值抗战时期,他的命运和民族命运一样,正在经受考验。

  “九·一八事变”时,侯仁之正在通州的潞河中学读书。1932年,他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专业。1937年,顾颉刚任历史系主任,侯仁之留校做助教,同时读研究生。“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踏上了终生从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受到了精神上的指引。他说,顾颉刚、洪业的教导,明清之际的几位学者志士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给了他心灵深处的深刻影响。他很尊崇顾炎武,认为“顾炎武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之人”。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队住在西苑,燕京大学组织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把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去。他们前后送出了三批学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20余名师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侯仁之记得,阴森森的红楼地下室,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走动的声音。次年6月,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1年、缓刑3年,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出狱后,为了不让保人受到连累,侯仁之留在了京津地区。导师洪业教授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

  做学问也不得安宁,经常有穿便衣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盘问:“现在干什么啦?”汉奸也来拉拢,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天津工商学院,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侯仁之以新工作做挡箭牌,搞起了研究。这期间,他写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英国3年学业结束时,新中国要成立了。侯仁之异常兴奋,他是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忙着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在新华社驻香港机构的安排下,侯仁之回到了北京,时间是1949年9月29日。两天后,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典游行。当晚,学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作报告,讲述他当天的感受。“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侯仁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领域拓展向了沙漠。

  其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判“三家村”时,侯仁之被卷了进去。因为吴晗曾经编过一套历史小丛书,侯仁之撰写了丛书中的一本传记——《徐霞客》。后来谈起这段往事,侯仁之依然会高声笑谈,似乎对那场闹剧没有了怨恨。可是,季羡林的生动记录,让我们今天读来,不寒而栗——

  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

  最后,侯仁之背负“三家村干将”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间耗去了大批北大人的学术青春。

  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回来了。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那个年代,纵有妙手,还要期待著文章的机会。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78年科学大会后,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回忆起这段时光,侯仁之说:“上世纪80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后学渐长,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二集相继出版……”快慰之情,溢于言表。

  行走天下

  侯仁之对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推崇备至,“情有独钟”。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种痴情,也许,他更羡慕徐霞客那种天地任我驰骋的侠气。千古文人侠客梦,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说:“侯先生学历史出身,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经世致用。”

  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把目光投向了沙漠。这缘起于1958年的一个会议。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犹豫了,自己要不要直接参加这项工作?毕竟在沙漠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在中国前无古人。考虑过后,他接受了这一全新的挑战。

  从1960年开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带领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进入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调查。

  沙漠考察是艰苦而危险的。侯仁之回忆这次考察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开始进入荒无人烟的沙漠”。

  这一个多月不同寻常,侯仁之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开辟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回来后,他写出了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

  1962年底,侯仁之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计划:从1963年到1972年,完成从内蒙西部经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

  1963年,侯仁之来到了乌兰布和沙漠,为包钢建设相关的配套基地作论证研究。

  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他们发现了3个古城,经考证是汉代的临戎、三封、窳浑。后来,他与北大考古系俞伟超合写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和当地政府的重视。

  1964年8月,侯仁之又和有关人员一道,来到了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

  侯仁之环绕城墙,徘徊在旧河滩,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凡是文献所及,他必加引证。他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仔细探寻,还借助碳14测定,进行孢粉分析,站在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古的前沿。就此,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沙漠历史地理”的开创,可以说是侯仁之试图把有浓厚的沿革地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科学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在侯仁之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北大也建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文革”让侯仁之中断了沙漠研究,“文革”后期,有了行动的自由,侯仁之又走出了京城,应邀走向河北、山东,把他的“城市历史地理”理论应用到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中。

  生活中的侯仁之奉行谦和之风,但在城市规划时,虽是请来的客人,他却从不“客随主变”,是非问题从不退让。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些规划都是科学和有远见的。

  “在当时的气氛下,能从历史文化和当地客观条件出发,来定这个性质是不容易的,侯先生还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的。”当年同去的北京大学谢凝高教授后来说。

  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上,对一个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变、城市职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发展,都应该看作是研究范围内的事。”因此,他在这些城市所做的工作,既丰富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研究范围,同时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指导城市规划和发展的事业中。

  为师之道

  多少年来,侯仁之总是向人提起他的恩师顾颉刚和洪业。国学功底深厚的顾颉刚最初把他带向了野外考察,有西学背景的洪业指导他如何作研究。也许,两位恩师于无声处影响侯仁之的更是他们对人才的爱惜,和一双发现人才的慧眼。这一点,侯仁之的学生们都感受到了。

  1977年12月的一天,昆明师范学院教师于希贤出差来北京,慕名拜会侯仁之不遇,就把一篇关于滇池的历史地理论文放在侯仁之家里。侯仁之读过文章后,约他周日上午面谈。于希贤如期而至。侯仁之和于希贤谈起了徐霞客和李贽的联系,谈起了地理学的分科问题,四五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于希贤临走时,侯先生叫住了他:“你有没有愿望到北大来进修?”于是,于希贤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于希贤回到昆明,妻子惊喜地告诉他:“北京的调令来了,调你去北大工作。”后来,由于昆明师范学院不放人,于希贤不得不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来到了侯仁之身边学习。

  回忆起此事,于希贤说:“为了学术的发展,侯先生不遗余力地破格调我来,这是对后学多大的提携和鼓励啊!后来我才知道,侯先生当时还没被‘解放’,北大党委书记周林找到侯先生,说老专家、老教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找助手,侯先生就提出调我来做助手。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侯先生为人有大丈夫的气魄,对年轻学子不计亲疏,真是为人师表啊!”

  侯仁之的博士生邓辉也曾有类似的经历。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大三学生邓辉给侯仁之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自己的一篇关于楼兰的小论文。“那篇论文现在看来很幼稚。”邓辉说,“信寄出两周后,一位北大学生来找我,说是受侯先生的委托来送信。我接过来一看,是侯先生的亲笔信,还有侯先生的书《历史地理理论与实践》,书的扉页上用英文写了鼓励的话,签名日期是1985年4月17日。侯先生当时是学部委员,非常忙,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的。信中还列出了一些书目让我看。”在工作两年后,邓辉也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邓辉说,作为学术带头人,侯仁之爱才如命,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愿意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地关爱。对已毕业的学生他也不忘关照。对此,谢凝高早有认识,他说:“我们1955级的班上有个叫黄发程的同学,是广东人,成绩很好,对历史地理研究很有兴趣。毕业分到内蒙古。1977年,黄发程的爱人生小孩时,侯先生给他家里寄去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小孩子穿的衣服、帽子、袜子,还有香皂等日用品……当时内蒙生活比较艰苦。”

  侯先生的处世之风与性情,也让他的弟子感佩。

  邓辉说,侯先生平易近人。

  唐晓峰说,侯先生很有豪情,且内心很细腻。

  1978年夏,侯仁之在芜湖搞城市规划,他通知初入学的3个研究生——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直接到芜湖报到,先参加实践。每到一地,侯仁之满怀激情地考察当地遗址。作规划的间隙,他带着弟子到长江支流青弋江上游寻找鸠滋古城遗址,那是一座从春秋一直延续到宋代的古城,最后他们果然找到了线索。考察中,导师的豪情深深地感染着3个刚入室的弟子。

  回到北大,侯仁之的第一课不是在教室,而是带他们去圆明园遗址作实地考察。从山岗到湖泊水系,侯仁之一路讲来。中午12点时,他们来到了林中空地,侯仁之说:“我们就在这儿午餐。”远处,侯仁之的儿子方兴正骑着三轮车赶过来,说话间,把全套的野餐所需运到。第子们感叹导师之周到,把讲历史、考察遗址和郊外野餐合而为一,巧妙安排了。

  1990年夏,侯仁之带队从承德到围场县,他和大家一样自己拎包,坐硬座,和学生同住一个房间,吃一样的饭。当时他已79岁。

  85岁的时候,侯仁之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自我激励。90岁时,侯仁之出版了一本自选集,名为《晚晴集》,取“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之意。95岁的时候,侯先生每天还在写作,整理文章、书籍,并关注网上信息,乐观而平和。

  情系北京城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是侯仁之对北京城情有独钟的写照。

  北京城,是他居住了几十年的城市,也是他研究了几十年的城市。他对北京城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建设性的、成就卓著的;同时,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

  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始自燕京大学。那时,顾颉刚教授创设的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极大地激发了侯仁之的兴趣。侯仁之就读的是历史系,但是受到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对这门走向野外的课程情有独钟。他担任了顾颉刚的助手,从此,把地理考察和北京地区的研究结合了起来。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只是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创办的《禹贡》半月刊英文名称使用了“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这个名词,但是内容却仍然是沿革地理的。侯仁之此后的一些论文整体上也没跳出沿革地理学的圈子,但是他在尝试,试图将文献考证与野外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

  1946年是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临行前,他带上了大量的北京历史地理资料,侯仁之说,他要“带上这些砖头瓦块,去学习建筑方法,构建历史地理的大厦”。后来,侯仁之又把这批“砖头瓦块”带了回来,如今还摆放在家中,摞起来有一米多高,其中有《光绪顺天府志》、《日下旧文考》、《畿辅通志》等。

  侯仁之就学于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教授任职的利物浦,罗士培是英国第一个地理系——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去世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剑桥大学地理学专业毕业的达比(H.C.Darby),成为侯仁之的导师。达比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也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对他完成博士论文《北京的历史地理》很有启迪。

  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经过在英国的3年学习,他在学术认识上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摆在侯仁之面前的任务就是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这篇文章很短,但是影响却是深远的,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科逐步被建立起来了。因此,唐晓峰认为:“侯仁之是旗帜鲜明地、系统地倡导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国第一人。”

  侯仁之也是按照上述思路开始重新研究北京城的,同时他还参加到北京城的规划之中。1950年,侯仁之应梁思成之邀,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为北京城市发展提供研究参考。于是,侯仁之写就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为海淀区的规划提供了依据。研究侯仁之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思想的邓辉教授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篇严格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范例,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北京城是如何起源的,原始城址在哪里?侯仁之研究认为,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相当于卢沟桥所在的地方,是古代太行山东路南北交通的要冲之地,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是由于易遭受洪水威胁,使得北京城原始城址出现在蓟丘,即今天的莲花池附近。从蓟丘,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京城,直到现在的新北京,侯仁之作了系统研究,写出了《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等论文。侯仁之的研究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确立,他从河湖水系、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结合文献考证、实地调查,吸收了考古学、建筑学的理论与方法,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布局和城址迁移的全过程,这是侯仁之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创新。

  几十年来,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对北京城规划和建设的影响很难被准确地量化评估,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说明他和他的研究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项前无古人、启示后学的学术成果。在研究中,侯仁之格外重视“地理环境”的研究,特别强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他把环境变迁的思想,推广到他所从事的整个历史地理学实践中。

  由于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成绩,侯仁之获得了美国地理学会(AGS)颁发的乔治·大卫森勋章。该勋章主要授予在太平洋及其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荣誉的第六位科学家。此外,他还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美国国家地理协会(NGS)“研究与探析委员会主席奖”。

  侯仁之曾长期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团有关城市发展战略组的顾问和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他关注着古都如何规划和建设,关心古迹的保护。北京西客站的选址,后门桥遗址的保护,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都有他的功劳。

  在北京一些地方可以看到侯仁之撰写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址整修记》、《北京建城记》、《北京建都记》等。

  今年是北京城建都858年,侯仁之在走过的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为这座城市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一直在用真情默默地研究、书写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关注着这座城市的新发展。

  (本版图片由侯仁之提供)

■他的岁月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城市历史地理、沙漠环境变迁和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在把中国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他还创建了特色鲜明的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组建起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要著作有《步芳集》、《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等。

  1911年12月,生于河北枣强;

  1932年至1940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获文学士和文硕士学位,留校任助教;

  1941年,遭日本侵略军逮捕;

  1942年,获释却无迁居旅行自由;

  1946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进修;

  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天到达北京,后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4年,被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大卫森勋章;

  2001年,荣获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2001年度研究与探险委员会主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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