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文史 上一版3
2011年10月8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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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情深
我眼中的任弼时
① 1923年4月,任弼时(左一)与罗亦农(左二)、刘仁静(左五)等在莫斯科。
②1946年夏,任弼时和任远志、任远征在延安团聚。
④任弼时在给陈琮英、任远远拍照。
③1949年春,任弼时在斯大林送给他的“吉姆150”汽车旁。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这样一位伟人,在女儿眼里,是一位真正的父亲。纪念中国共产党90周年、新中国成立62周年之际,任弼时大女儿任远志再次回忆父亲,我们又一次领略到了任弼时的人性之美。这种美好,至今感动着我们。——编者

  口述:任远志(任弼时大女儿、军事博物馆离休军人)

  整理:本报记者 杨桂青 实习生 王小虎 黄朔

  

  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950年10月27日,父亲突发心血管意外,病情恶化,去世。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来到家中亲视父亲入殓,亲自扶柩,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并亲笔题写墓碑。

  在隆重的追悼仪式上,朱德总司令沉痛地举起右手,向并肩战斗了20多年的忘年战友致军礼告别。

  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周总理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赶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突然,周总理嚎啕大哭。

  在我们眼里,父亲又是怎样的人呢?

  在家庭里,我们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他是伟人,他就是父亲,是疼我们的好爸爸。

  父亲是个非常疼爱孩子的人。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能够毫不犹豫地离开只差几天就要分娩的妻子,把儿子寄养在老乡家里,把女儿留在异邦。但一有机会,他会尽可能把深沉的父爱以各种方式默默施予我们。

  我冲着父亲喊了声“爹爹”,朱老总却爽朗地答应了

  我15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直到父亲病逝,和他相处的时间总共才四年零三个月,其间因为战火和父亲的疾病,我们总是聚少离多。

  1932年,母亲去苏区前,把我送回老家,我和奶奶相依为命。大约1937年下半年,母亲把远征妹妹也送回老家了。

  但是不久,奶奶去世了。那时,父亲和母亲正在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途中,无法回家治丧,只回了电报。我便替父亲披麻戴孝。

  奶奶去世那年,我七岁,远征一岁多,邻村好心的王婆婆带着我们苦熬生活。

  抗战胜利了,父亲赶紧通过组织关系派人到湖南老家寻找我和远征。1946年6月的一个深秋,趁天漆黑,接我们的人雇了两顶滑竿抬着我们离开了唐家桥新屋。到了南京,在梅园新村,我们见到了董老(董必武)和他的长子良羽,董必武叔叔和曾宪植阿姨把我们当宝贝,特地为我和妹妹买了新衣服,我们俨然换了一个人。

  几天后,我和妹妹乘飞机去延安,不料,到延安上空时遇到大雾,只好改飞北平。旅途颠簸,水土不服,我的胃痛犯了,但第二天我又和妹妹上了飞机。叶剑英伯伯怕我出意外,硬把我拉下来。到了7月11日,一个朗朗晴天,我才又登上了飞机。

  到延安一下飞机,我就四处寻找来接我的父母。此前听接我的叔叔说,父亲留着小胡子,拄着拐杖,叼着烟斗,可我伸长脖子瞪着大眼把周围看了个遍,也没发现这么一个“小胡子”。后来是母亲先找到我,父亲本来是要一起来的,但突然接到任务,去接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叔叔阿姨了。

  当时延安只有一条大街,叫新市场。我们刚到大街上,迎面一辆吉普就停住了,从车上跳下一个“小胡子”,叼着烟斗,手拿拐杖。直觉告诉我,他就是父亲。我很想叫他,但叫不出口。我愣在那里,父亲却满脸笑容地看着我,向我伸出双臂。我冲过去,抱着他就哭了。父亲抚着我的头连声说:“大女儿你回来啦!大女儿你回来啦!”

  父亲把我抱上车,车上坐满了人,印象中有3排座,前面坐着朱老总和康克清妈妈,中间坐着父母和我,李伯昭夫妇坐在后面。母亲一一向我介绍,长辈们也亲切地对我嘘寒问暖。我一直盯着父亲看,鼓起勇气突然喊出“爹爹”(湖南老家叫爸爸都喊“爹爹”)时,父亲却看也不看我,坐在一旁的朱老总倒爽朗地答应了。我鼓着嘴问:“你不是我爹爹,你怎么答应?”当时,满车的人都乐开了花。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延安的小孩子都把朱老总叫“爹爹”。

  父亲和总司令是忘年交,据说,总司令曾叫父亲“被子”,依我的理解,那就是说父亲对战友就像“被子”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就像“被子”一样默默地给以温暖。多少年以后,父亲在弥留之际昏迷不醒。正在忙于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司令,得信立即赶来,一进屋就大声呼唤:“弼时,弼时同志,我来啦,我在这里……”父亲听到呼唤,猛地坐起,睁开双眼,伸伸手,总司令马上绕过栏杆抢步抓住父亲的双手,父亲突然倒下。

  跟着父亲,我学到了很多

  到延安后不久,我被送到了延安中学。那时胡宗南快要进攻了,经常有飞机来轰炸。我们都跑到山洞里,拿石头当椅子,黑板就挂在树枝上。飞机走了,我们就到外面玩,飞机来了就往防空洞跑。为支援前线,我学会了织毛袜、毛衣,有时还帮着挖地雷。

  我们只有礼拜天才能回家,爸爸一见到我就会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甚至连每天吃些什么菜、每顿吃多少小米饭这么细小琐碎的事都问。

  周末跟父亲在一起时,他会带我到河边散步,给我讲行军故事,讲舅妈赵一曼和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还讲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他和朱老总去打猎,我就跟着他们,帮他们瞄猎物。那时候,父亲干什么,我就学什么。打枪也是跟着他学会的。

  父亲对我的学习丝毫都不放松,对我的生活也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不允许我搞特殊化。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对待工作,即使再细小的事,他都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毛伯伯、朱爹爹在屋里谈工作,我和妹妹在马槽里玩,无意间在马槽下面发现了警卫叔叔的枪。当天刚好有个陌生人(后来才知道是神经病人)闯进了我家院子,我看到了,心想着一定是个特务坏蛋,就拿着枪,偷偷地跟了去。要不是他们发现得及时,我差点闯了大祸。

  回到家,我抢先一步向父亲告状。父亲说,警卫叔叔做得对,凡事都要调查核实,在没有弄清事实情况前,不能妄加推断,随意行动,不能放走阶级敌人,也不能冤枉无辜的群众。

  父亲是一个实事求是、刚正不阿、有政治远见的人。他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父亲讲信用、说话算话,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尊重,哪怕只是一个警卫员、一个勤务兵,父亲都会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父亲一直都非常努力地工作,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开会,回家之后还看朝鲜地图、思考问题,然后才休息的。可是这

  一休息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转战陕北一路欢歌

  撤离延安之后,按照父亲的要求,我跟随延安中学转移,妹妹远征跟随宝小学校转移。在转移路上,我们碰到了。父亲当时是中央部队的司令员,负责保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与敌人在陕北周旋。当时很多人劝父亲把妹妹(当时还不到10岁)接到身边,父亲拗不过,就派人来接她。我刚好摔伤了腿,于是来接妹妹的叔叔把我也顺便带了过去。父亲很高兴,却故意瞪着我说:“都说轻伤不下火线!你怎么也回来了?”其实后来,父亲带着我们,别提多高兴了。

  当时父亲和毛伯伯、周伯伯等人一起住在王家湾。那里蚊子和臭虫特别多。每到晚上,我和妹妹远征,就用缴获的洋蜡,顺着窗子缝儿烧,烧得臭虫噼啪响。父亲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炒芝麻”。时间长了,周伯伯看见我和妹妹拿洋蜡,就逗我们,说:“大女儿,今晚还要给我们‘炒芝麻’。”

  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四个人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只有一件军大衣,常常是你给我盖上,我再给他披上。

  那段日子,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大家之间的相互关心,整个部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一段时间后,中央考虑到行军作战的不便,再次决定把孩子和一些年纪小的工作人员以及体弱有病的同志全部送过黄河,安顿到晋绥根据地,我和妹妹也要被送到那里去。

  和父亲分别的那天,我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我偷偷溜进了毛伯伯的窑洞里,他正好躺在一张躺椅上,我就跑过去就趴在他的膝盖上,说毛伯伯您给我题个字儿吧。毛伯伯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过河了,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他想了一下,就题了“光明在前”四个大字。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离开延安,给两个人题过字,第一个就是给我题的,第二个是给佳县县委书记张俊卿题的——“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面”。

  全才父亲的魅力

  父亲这一辈人是很有才华和能力的,他们在很多领域都做得非常出色。父亲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的确可以称上“全才”二字。

  祖父是教书先生,父亲4岁时,祖父就教他描红写字。毛笔字的练习,父亲一直不曾断过。母亲原来不识字,一天,父亲专为母亲买来毛笔、钢笔和练习本,说:“从今天起,每天工作之余,你就练习写字。”从此,父亲成了她的“家庭教师”。母亲直至90余岁还每天都在练习毛笔字,可见影响之深。

  父亲儿时喜欢绘画,曾在小学毕业时为祖父作画,那幅肖像画现在还悬挂在故乡老房子里。1930年,父亲被派到武汉工作,他和母亲就在汉口租界的闹市开了个“画像馆”,以此来掩饰身份。父母一边热情地接待求画的客人,一边用高价打发走他们。这个既不门庭若市、又不会冷清得让人生疑的画像馆,为父亲在那时的秘密工作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父亲还会弹钢琴、会打猎、会钓鱼,喜欢摄影、唱歌。父亲弹钢琴很有特点,有时不用手指弹,而是用拳头弹,弹得很好,直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在摄影方面,弟弟远远和父亲很像,可以说深受其影响。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和先生能够结成百年之好,还是因为远远喜欢摄影,因而找到了当时身为摄影记者的白世藻同志,从而撮合了我们的婚姻。

  父亲会工作也会休息,他认为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父亲休息的时候会带着我们来到河边,我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他则躺在躺椅上看着我们。现在想起来,真是温馨。

    采访手记

  穿越时空的淡定

  采访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女士,是在2009年8月,在庆祝新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成稿却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其间的耽搁,我只能归咎于自己时时被淹没于琐碎的日常工作中,和自己那颗总也静不下来的心。

  我几乎羞于再与任奶奶联系,但电话还是拿起来,接通了,请任奶奶原谅。任奶奶还记得我,依旧那样淡定,从容,“不要紧,我愿意给你们当参谋!”

  我感叹这种朴实、大气的家风。

  这样的家风,也曾被我的导师领略过。导师的爱人,我们称“师公”,父亲是位老革命。长征路上,他沉疴累累,与队伍走散了。就在他无力再走下去的时候,任弼时遇到了他,并把马借给他骑。师公的父亲对家人说,他是或骑马或拖着马尾巴走完长征路的。

  就在去年,导师和师公去看望了任弼时的二女儿任远征,表达了一家人珍藏了几十年的感恩。临别说,任远征淡定地说,只要对同志们有帮助就好。

  同样的淡定,也呈现在任远志的先生白世藻老人的身上。两年了,这种淡定依然未变。

  白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是唯一走进司令部拍照的记者。退休后,他以中医治疗癌症,治愈了很多人。再次见面时,我问他:“白爷爷,您还在治病吗?”白爷爷说:“不治了,老了。”

  白爷爷写过《朱德的扁担》、《赵一曼》等文章,有些文章曾收入了语文课本。我们是读着这些文章长大的,这么突然地见到作者,真是喜出望外,就请他讲故事。当时,白爷爷淡淡地说:“写了多少,我都不记得了。现在有的已从课本里删掉了。”

  我们一时无语。

  那时,最欢快的是陪伴了他们10多年的小狗“宝宝”,宝宝是只巴哥狗。照相时,宝宝最爱抢镜头,两年后依旧。只是,动作没有那么灵活了,但多了一份淡定。任奶奶说,宝宝认识我,宝宝喜欢我。

                                                                    (杨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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