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焦点 上一版3
2011年8月28日 星期
 
 
下一篇 4 放大 缩小 默认
大地上的苦行与生长
——访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作者刘醒龙

  20世纪后半叶,曾有一批行走在乡野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放下锄头,拿起教鞭,在中国最需要人文教育的时候,担负起为广大农村中小学生进行初步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被称作“民办教师”,而今这个称谓已经进入历史深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写了这样一群民办教师,把他们称作“民间英雄”。作家刘醒龙在作品中对教师、乡村、乡村教育、乡村教师的深刻洞察和刻画,让我们每个人深思。 ——编者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刘醒龙一边敲字,一边哭了。女儿关切地问:“爸爸,你怎么了?”他说:“爸爸心里难过,为这些人的遭遇难过。”他当时正在写《天行者》。

  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醒龙的《天行者》和张炜的《你在高原》、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娃》、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奖。作为一部以民办教师为题材的小说,刘醒龙和他的《天行者》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曾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对农村中小学生进行初步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继1992年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之后,刘醒龙于2009年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天行者》。他对教师、乡村、乡村教育、乡村教师的深刻洞察,正是唤醒教育人文化自觉的智者之声。为此,我们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刘醒龙。

  中国乡村教育需要扎根精神

  记者:您为什么会去关注教育领域中的小人物?

  刘醒龙:我生命中有一种乡村情感,我经常介绍自己是湖北省团风县张家寨村刘下垸人,我出生在黄冈地委招待所里。我们全家后来搬到大别山里一个叫石头嘴的小镇上,那年我刚满一岁。乡土之事,关乎于每个人的内心。可以说,我喜欢乡村中的所有人。那些乡村民办教师,和其他农民一样,苦行在山村角落里。

  记者:您大概走访过多少乡村学校,和多少位乡村教师交过朋友?

  刘醒龙:很多年了,我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乡村小学,积累灵感。只要见到乡村学校,我都会进去进行了解。去年9月,我随中国作家协会赴藏调研采访团游历西藏,在日喀则班禅行宫,碰巧遇上一群退休的藏族教师。当我知道他们是教师后,我为他们拍下了照片,珍存起来。

  记者:您认为中国乡村教育的问题在哪里?

  刘醒龙:我在《天行者》中写道,这些处在最底层的乡村教师,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对孩子们的感情。中国乡村教育最缺乏的不是教师,而是这样一种扎根的精神。

  记者:教育之痛是否也撕扯着中国之痛?为什么会在《凤凰琴》后又写了《天行者》?

  刘醒龙:他们在被称为“民办教师”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不仅是个人的心灵之痛,也是中国教育之痛,更是中国之痛。这些卑微的乡村知识分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用高尚的灵魂,用最大的努力,来争取最大的可能。

  写作《凤凰琴》和《天行者》,是对我心中的乡村情感的一种抚慰。早先写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心存感动。写作长篇小说《天行者》,更重要的因为我发现自己对他们内心充满感恩,是对生命在最卑微时刻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和伟大的人性之美的参悟。我想,整个国家都应该对他们充满感恩。

  当然,我不希望把它被理解成只写了民办教师这个群体,而是希望读者从中读到我对历史、生命的沉思。

  记者:您为什么把民办教师看作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刘醒龙:只要在乡野上行走,我能一眼看出民办教师来。他们精神上是高贵的,有些孤傲,但是眼中透出小人物的卑微。

  《天行者》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县委领导中,有些人很鄙视民办教师,说他们是不合格的教师,本来就该被淘汰。有人站起来,要在座的受过民办教师教育的人举手示意,结果,大部人将手举了起来。”

  实际上,上世纪后半叶,是他们放下锄头,拿起教鞭,在急需人文教育的中国乡村,担负起乡村文化启蒙的历史责任。

  无论是民办教师,还是后来的代课老师,他们是教育领域中的小人物,是中国乡村里的小人物,但他们都是乡村知识分子。没有他们,乡村文化会更加荒芜,中国现代化进程会更加艰难。

  “民办教师”是一段谁也绕不过的历史。称他们为“民间英雄”,是一种艺术的说法,就其贡献来说,完全应当称之为“民族英雄”!

  我曾用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作为对这些乡村知识分子的写照。

  大地上的苦行者

  记者:您是怎样理解“故乡”的?《天行者》中的界岭有您故乡的影子吗?

  刘醒龙:《天行者》这部小说是我营造心灵的故乡,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把我和姐姐挑进山里了,我们家在山里面前前后后搬了十多次家。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对情感的归宿在哪里,一直特别在意,因为我找不到一棵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树,我找不到故乡的根在哪里,所以很多年都在寻找,包括我通过文学一直在发现自己的情感之根究竟在哪里。在写作上,我和莫言、张炜比起来,是很笨拙的,所以我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写作者。多年之后才发现,其实我的根就在我记忆深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这个发现是我在30多岁送去世的爷爷回归故土的时候,是一把土一把土把爷爷埋在曾经没有在我记忆中出现的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跪在他的坟头,等到站起来时才发现,原来我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情感和根都在这片土地上。所以写《天行者》时,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灵魂的故乡。

  记者:对于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万站长、张英才、夏雪等人来说,界岭和界岭小学是“故乡”和“栖地”吗?

  刘醒龙:《天行者》者中的界岭,是余校长、邓有米的故乡,这里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孙四海是邻村的孤儿,界岭的老村长看他有文化,就接他到界岭小学作了民办教师,他从此在这里扎了根,这里也是他的故乡。

  对界岭来说,万站长、张英才、夏雪、骆雨和蓝飞是“异乡人”,但是,他们离开后,都牵挂这里,这里几乎是他们的第二个故乡。

  记者:万站长、张英才、夏雪、骆雨和蓝飞等,从界岭小学带走了什么?

  刘醒龙:我觉得,一个人走到哪里都有收获思想与智慧的可能,唯有故乡才会给人以灵魂和血肉。他们正是从这里获得了灵魂的升华。

  乡村的诗性和超越

  记者:《天行者》中几次提到界岭小学让人上瘾,让人中毒,这种“瘾”、“毒”到底是什么?

  刘醒龙:在《天行者》中,万站长反复提到“界岭小学的毒”,他对张英才说:“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你这样子只怕是已经沾上了。就像我,这辈子都会被缠得死死地,日日夜夜脱不了身”。万站长在界岭小学作过民办教师,当了乡教育站长后,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这里,他早就中了“界岭小学的毒”。

  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几十年盼转正,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转正指标,他们却把它让给了才来没多久的张英才。张英才转正后,去省里进修,成了大学生,最后,他回到界岭当小学教师。蓝飞利用不正当手段得到了转正机会,后来成为支持民办教师的力量。叶碧秋利用在城里当保姆的机会,自修完大学所有课程,成了大学生,她也回到界岭小学当起了教师。

  万站长说:“界岭小学的毒扩散得很快啊。”这种所谓的‘毒’,可以看成是人们向往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是没有界限的。

  记者:您在《天行者》中写到李子喜欢夏雪留下的诗,说:“余校长很高兴,界岭小学终于有了一位喜欢诗歌的学生,他听说,但凡喜欢诗歌的学生,都会有出息。”您要在诗歌元素中体现什么深意呢?

  刘醒龙:生活是不能没有诗意的,生命也是不能没有诗意的。这是我50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体会,我们在很多场合下、很多背景下,经常没有诗意表达的机会。界岭这个地方,特别荒凉,特别偏僻,镇上的孩子们都知道,宁可死在城里下水道里,也不要欣赏这里的青山绿水。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学习的孩子,当他们知道诗意,是很大的进步,是一种心灵的强大。

  记者:夏雪、骆雨等支教者为乡村带来了什么?

  刘醒龙: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只要他教会孩子们几十个字。

  当然,最终解决乡村教育难题,还得仰仗对乡村有着与生俱来深情的扎根者。

  记者: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万站长、张英才等人最终都以各种方式获得了“救赎”,您是在借他们的命运探讨民办教师的出路问题吗?

  刘醒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行者》是在寻找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出路。文学作品首先是一种审美,读者在阅读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家的思想和情感。至于乡村教师生存现状,我寄希望于乡村问题得以解决。只有乡村问题真正解决了,乡村教师的命运才会得以转变,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才会得到彻底解决。

  刘醒龙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芳草杂志社总编。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等、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天行者》,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等。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首届青年文学成就奖,并连续获得由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的第五、第六、第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秋风醉了》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下一篇 4 放大 缩小 默认
tel:010-82296553 liyuan@jyb.cn 如有问题请直接留言 欢迎联系合作
大地上的苦行与生长
乡村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
位卑未敢忘忧国
向苦行的民间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