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教育纪事 上一版3  4下一版
2009年8月31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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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学院”与新中国高等教育格局构建
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开展建校劳动。资料图片
50年代的学院路资料图片

  引子:学院路的前世今生

  打开北京的地图,有一条南北主干路——学院路。北起六道口,南到西直门。

  与北京城上千条充满沧桑的街巷胡同不同,学院路的历史极短:1952年开工建设,1954年正式通车。当年通过学院路的31路公交车,每到周日总是坐满年轻的学子,欢歌笑语,一路飞驰。道路两侧,除去学院占地外,满目都是绿油油的农田。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建设。在当时“学习苏联”的热潮中,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将全国高等院校除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综合大学外,按专业设置拆拼重新组合成立各科专业学院,以航空、地质、矿业、石油、钢铁等为主的“八大学院”应运而生,并声名远播。

  在这种形势下,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集中建立了第一批高等学府,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随着“八大学院”的兴建,北京市在学院区修建了学院路,马路西侧从南到北依次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马路东侧依次是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校址已迁往昌平区,原址现为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

  就是在这条新建的学院路上,新中国开始为自己的高等教育着色;就是在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一批又一批青年大学生投身艰苦行业,奔赴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高等教育要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了。然而,新中国的建设百废待兴。1949年,北京街头的汽车没有一辆是中国产的,全国的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当时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面对新中国当时的工业现状,毛泽东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因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当时的设想是:共和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事业也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教育战线内部头绪纷繁,百端待理,今后的中国的教育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思路和规划。

  解放初期,当时全国大学生总人数只有11.7万,分布在211所高校中,平均每校学生只有550人,研究生全国总人数只有629人。高校类型结构不合理,高等工业学校和工业专科学校只有33所,高等师范学校只有12所。高等教育的布局也很不合理,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内地省市高校很少,内蒙古、青海、西藏、宁夏等省区没有一所大学,山西、河南也只有1到2所。

  “在200多所高校中,专业设置重文轻工,高校培养的工科人才十分有限。当时清华大学最热门的学科是西语系和经济系,工科仅是培养维修和使用外国进口设备的人才。”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说。

  1950年6月1日至9日,成立仅仅7个月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方向。会议指出,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同时,教育改革要学习苏联的思路也在这次会议上被确定了下来。

  由于缺少搞建设的经验,因此当时非常倚重苏联专家。在教育战线,大批苏联专家担任各个高校的顾问,并从事着学校具体的教学工作及有关研究工作。至1952年年底,最早一批的苏联专家187人来到中国,其中有98人被聘为大学顾问。截止到1958年,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先后聘请了794名专家,担任顾问或指导教学、科研工作。其中理工科专家共484人,占65%。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9106人。一夜之间,大学校园里,“哈拉绍(你好)”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列宁装”成为学生衣着打扮的时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校园舞会上最熟悉的旋律……

  教育部规定,从1952年秋季起,大学从一年级起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按照苏联模式设置专业、设置教研室,组织编译苏联教材。从1952年至1956年年底,全国共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译本1393种。学制也学习苏联,由传统的4年延长为5年。大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环节,也按照苏联经验分为讲授、课堂讨论、习题、答疑、实验、实习、课程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曾经学自英美大学的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等制度被取消。

  经过3年的努力,1952年新中国圆满完成了经济恢复的任务,并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党和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根据计划,中国政府确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实行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与此相适应,包括教育在内的全国各个行业领域,都加快了大幅调整的步伐。其中,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当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何东昌回忆说:“当时,党中央制定了新中国‘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加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富强国家、尽快加强国家实力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而高校院系调整正是为了适应国家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重大举措。”

  “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初步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八大学院”的创建

  1952年4月16日,经政务院批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公布,“高校院系大调整”的序幕由此拉开。

  从“八大学院”的创建中,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和变化的幅度:

  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8所高校的航空院系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由原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的森林系和清华大学的相关专业合并成立;北京矿业学院——由焦作工学院、清华大学采矿系、北洋大学采矿系及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合并成立,并从天津迁校北京;北京石油学院——由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工系为基础,与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部分专业合并成立;北京医学院——由原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成立。

  当时中国最好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由综合性大学被调整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北京大学虽然作为文理综合性大学予以保留,但工科专业也被调整到其他学校。

  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当时决定学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而且限期上课。不仅教师马上走,相关专业的学生也一起跟着走。所以当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少学生都是在西北某大学入的学,却在东北某大学毕的业。

  《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阐明院系调整要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走向工业化。要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就迫切地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对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决定的意义。全国工学院的调整对于我国工业人才的培养将有重大的贡献。

  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改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增加工科和师范的比重,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教育界学习苏联模式进入第二阶段,从“点”到“面”地广为推行苏联大学体制。苏联模式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主要有:1.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3.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4.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

  不到一个月,教育部出台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调整的原则是: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

  院系调整后,全国共计新设高等学校31所,其中工业院校11所,农业院校8所,师范院校3所,医药院校2所,财经院校3所,政法院校2所,文科院校1所,艺术院校1所。从旧有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各种专门学院有23所。调整后停办的高校共49所,改为中专的4所。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并初步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是重工业,所以我选择了学钢铁”

  为新中国建设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

  与调整同时进行的,是以“八大学院”为代表的新大学的建设。

  1952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一批按行业培养专才的高等学府,并于当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

  “八大学院”之一的北京钢铁学院,在接到组建命令后,仅仅一个月,80多名教师就齐聚北京。当年暑假就开始招生,9月正式开学。

  学院草创之初,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如今已102岁高龄的魏寿昆院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创办者之一和第一任教务长。他回忆说,当时每天一大早,自己与同事们就站在敞篷的卡车上,从清华大学一路颠簸到自己的学校,在两间简易的教室中给学生们上课。中午没有自己的食堂,师生们就与工人们一起进餐……

  至1953年年底,北京钢铁学院设有5个系、9个专业,在校生1700人,招收首批研究生70人,教职工600多人。

  当年“钢院”最早的学生,现在已经退休的俞克纯教授回忆,1952年,学校虽然已经成立,但还没有校舍。秋季开学时学生暂住在清华大学为我们建造的简易宿舍中。所谓“简易”,就犹如大庆初建时的“干打垒”,房屋仅有外墙而无完整的内壁。一年之后,才迁到新校址。同学们在四处漏风的临时工棚中听老师上课,在烛光下上自习,老师在走廊上“摆摊答疑”,到了周末还组织“走廊舞会”。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很少有人抱怨,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利用有限的体育设施锻炼身体,紧张而又活泼地生活。

  让中华大地铁水奔流、钢花怒放,这是所有“钢院”学子的梦想。原冶金工业部总工程师、副部长殷瑞钰院士1953年走进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大门。回忆起自己的求学时代,殷瑞钰感慨地说:“当时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国家需要大力发展钢铁业,所以我选择了北京钢铁学院学钢铁。”

  与钢院一路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于1952年7月正式成立。在学院成立大会上,时任地质部部长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激情洋溢地说:“现在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空学院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你们是新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该校一位老教师回忆说,建国初期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地质先行,尽快培养出大量地质人才成为当务之急。建校初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校舍,经中央批准,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北京西北郊建起了5万多平方米校舍。当时没有教材,教师们亲自动手刻蜡板;没有挂图,教师们亲自动手画;没有标本,教师们带领学生利用实习时间和假期采集,用双手建起了矿物实验室、岩石实验室和古生物实验室;缺少反光显微镜,年轻教师用生物显微镜改装。许多教师和实验员经常工作至深夜,为搞好教学艰苦奋斗。

  到1956年,经过全体教职工的艰苦奋斗,北京地质学院在教学、科研和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人才培养方面,5年中每年都有毕业生分到教学、科研、生产部门工作,成为地质战线的生力军,基本满足了国家急需查明矿产资源的人才需求。

  1952年,时年19岁的大连少年戚发轫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自此结缘航空航天。同年10月,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航空系与全国其他7所高校航空院系合并改组为北京航空学院,这也注定了50多年后,戚发轫成为了这所学校最负盛名的毕业生之一。

  在与航天事业相伴的50多年生涯中,戚发轫在35岁时便担当了“东方红1号”的总设计师,那时的他被称作是中国航天的“18勇士”。从“东方红2号”、“风云”卫星等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彪炳千秋的里程碑,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戚发轫与10万多名终身从事航空航天事业的北航学子一起,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在茫茫戈壁荒漠和大山深处,为祖国的国防建设默默奉献……

  “我觉得5年的大学生活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使我有可能在以后几十年里确实为国家、为航天事业做些工作。”戚发轫说。在北航50多年来治学育人的峥嵘岁月中,为祖国现代化国防建设输送了10万余名航空航天人才,包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六个型号火箭的总设计师王德臣等优秀师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航天英雄首次造访太空之时,有17位北航校友担任了载人航天7大系统副总以上职责,占总数的47%,还有数十位校友是分系统负责人。

  “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总的说是成功的”

  院系调整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较大发展

  你可曾记得母校,/刚翻起第一块泥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歌舞在宿舍的走廊。/当老师刚制定出,/第一个实习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到工厂。/亲爱的母校,/我们和你一起成长,/接受你最亲切的教养。/再见吧,/学校,/师长,/如今,/你播下的创造者的种子,/我们要把它带到远方……

  这首诗是北京钢铁学院一名毕业生写的。当年,在“八大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分配时,各个学校都在食堂、教学楼贴出了大红纸的分配光荣榜,上面分别写着分配的单位。同学们紧张地在那些最艰苦的地方找自己的名字,“我在克拉玛依!”“我在玉门!”有的学生发现自己被留校,当时就哭了,急忙找到系里,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北京钢铁学院1957届毕业生李依依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学期间,面容清秀、身材娇小的李依依是校学生会文体部的副部长,还是北京高校女子短跑冠军。谁也没有想到,她主动放弃了在家乡北京工作的机会,执意奔赴国家钢铁基地——本溪参加工业建设。

  “每天三班倒,实实在在地干活。因工作需要,我常会爬几十米高的炉顶。”在新中国第一代女工长李依依的手臂上,至今仍留着在炼铁时被烫形成的大块瘢痕。她所负责的高炉炼铁利用系数连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被团中央命名为“青年红旗炉”,荣登“炼钢群英榜”。后来,她又被分配到沈阳中科院金属所,从实习研究员成长为中科院院士,为我国的国防关键材料的研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她的丈夫——中国工程院院士柯伟,两人是北京钢铁学院时的同级同学。

  如今,我们很难找到一组准确的数字,表明院系调整后“八大学院”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多少名优秀专门人才,但在1952年以后毕业的两院院士中,毕业于“八大学院”的有65人左右,绝大多数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

  在记者采访时,很多人都不愿谈及自己,更愿意谈那些一直坚守在边疆、基层默默奉献一生的同学们。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一位老教授告诉记者,当年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抱着为发展祖国地矿事业大干一场的壮志,始终工作在新疆、青海、西藏、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矿山深处。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许多在生产第一线当了多年“地质匠”的学生,至今履行着自己毕业时“干一辈子地质事业”的诺言。1966年前,北京地质学院培养了2万名毕业生,平均每100个学生中出一个省部级劳模。

  今天,当人们回顾1952年的院系调整时,或许可以总结出很多成就、经验和教训,但毋庸置疑的是,院系调整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从1952年到1957年,在学校的类型、层次、地域分布上都比以前合理:旧教育的重文轻工得到改善,工科学生从4.85万人增加到了16.万人;过去不被重视的师范,学生人数从6836人增加到20243人;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另一个发展较快的科目是师范教育,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在校生比例由1949年的10.3%提高为1953年的18.8%,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何东昌同志曾深刻地总结道:“历史的事实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虽然还不够完备,如学位制度仍没有建立起来等,但总的说是成功的。它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础。”

  尾声:57岁的学院路

  57年过去了,昔日的学院路经过屡次改造,如今已成为连通北京北三环和北四环的交通干道。

  昔日在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现在已不见了踪迹——它们全都升格成了“大学”,使得学院路这个名称显得有些“陈旧”。唯一不变的,是包括“八大院校”在内的众多高等学府依旧在这里“安家”,至今这里仍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

  如今,对于包括“八大学院”在内的众多行业高校来说,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将是57岁的学院路面临的最大考验。

  ■本报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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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学院”与新中国高等教育格局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