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文化 上一版3
2009年7月18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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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中华文明的守望者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主要著作:《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等。

  7月17日上午,任继愈先生追悼会举行,人们赶来作最后的告别。

  他应该是幸福地离去的,因为他说,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整理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93岁的人生饱满而泛着荣光。他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那里有现代文化的源头。

  他说,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为了回报这个奇迹,他一生低调不图虚名,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我们应该记住他和他所做过的工作,不管我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有着什么样的梦想。因为他的研究会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本版采访了他的朋友、学生、家人,记述了他们眼中的任先生,愿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编者

  【学者眼中的他】 

   任公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不管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 

任公终日乾乾鞠躬尽瘁

  采访嘉宾: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毛泽东曾评价他:“凤毛麟角,人才难得。”真的是凤凰的毛,麒麟的角?

  熊十力曾评价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真的是宽袍长袖,宛若古人?

  “我觉得任公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立场来研究中国哲学和宗教学的开拓者,他是中国哲学界和宗教界的泰斗。他的病逝对中国学界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张立文先生在谈到任继愈先生时,这样评价。

  在大文化中反思

  “不现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任公曾发出这样的警言。他说:“现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趋势。”同时,任公认为传统文化更不应背弃,因为“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他毕生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古籍整理等工作就是为反思和弘扬传统文化。因此,他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都是不可或缺的。

  张立文先生说:“现代化国家是传统国家的延续,传统文化和我们国家是不能分开的。”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国家都要回顾它的传统,反思现代化的根源在哪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开始反思其发展的源头,日本、韩国都追溯到了儒家思想。张立文先生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精神支柱,对提升现代人人格修养有积极意义,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任公牵头整理、编纂的典籍,尽管都属于传统文化范畴,但它们是现代思想的源头,是现代文化的基础。”任公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不管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

  “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影子一样,我们不能出卖影子。”张立文先生说,任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整理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公就领导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历时16年完成了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的搜集和整理,我国学术界从此可以引述自己的佛教经典,而之前是引用日本的《大正大藏经》;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在进行中。

  “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功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任公曾说。

  在哲学领域开拓

  任公以自己的哲学智慧,解决了哪些哲学问题,让他饮誉学界呢?

  张立文先生说,任公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和佛学,为后辈学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大学哲学系的教材。他负责筹建了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并引导一批人进行宗教研究,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研究的空白。

  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新中国成立前,还没一本完整的中国哲学教科书。解放前,最早的1916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从儒家的观点来编的;胡适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从杜威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之后,还有冯友兰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但他们都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梳理中国哲学史。

  除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哲学史的编写中,他还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佛学。他当年的几篇有关佛学的论文,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被赞赏为“凤毛麟角”。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任公不仅孜孜不倦地用马克思主义钻研中国古代哲学,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张立文教授回忆起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的朱熹国际讨论会,脸上洋溢出激动的表情。“就是那次会上,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阐述了宋明理学是儒教发展的最高阶段,说明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当时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包括冯友兰先生,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具有勇于创新的精神。”

  在历史中接受考验

  任公具有提携后学、关爱青年学者的无私精神。1961年,张立文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曾参与任公主持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的讨论。1980年,张立文先生写完50余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后请任公写序,“他当时工作很忙,但他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看我的书稿。当时50多万字都是手写书稿,一大摞。他给我写了序。序言里有句话对我帮助很大,他说‘做学问要甘于寂寞,要甘于坐冷板凳’,这样才能做出一个真学问”。

  他还具有君子终日乾乾的精神。任公在国家图书馆担任馆长期间,每星期都坚持上班。他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地奉献自己的力量。“最令我感动的是,我曾问过他‘你那么忙,还有工夫编那么多书?’他说他是挤一切空余时间来写,一年能写20多万字。”张立文先生感叹,现在几乎是个“无书不错”的时代,“但任公出的书错比较少。任公主持编写了很多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华大藏经》等,他都亲自审阅,错误尽量减到最少。”这在当今学术界学术不规范、学术质量粗糙的现实中,难能可贵。

  “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任公曾这样说。看来,编书、看书稿大概是任公的宿命,也是他的“极乐世界”。

  但是,“哲学是个寂寞的学科,不惹人注目”。张立文先生言语中透着无奈。“现在虽然冷,但并不代表他的学术没有价值,只是暂时还没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罢了。”这是自嘲,也是一种美好而悠远的祝愿吧,任公若在天有灵,作何感想?“总有一天,他自身的价值会被人发现。”张立文先生说,“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在世时是寂寞甚至不被人承认的,像朱熹、程颐、王夫之等大思想家在世时,都被人们所忽视。人不能看一时,要看长远些。”

  张立文先生说,任公是一个钻研哲学和佛学的学者,有责任、讲担当,勤奋不懈地开拓哲学研究领域,默默无闻地整理古籍,是一个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人。

 【学生眼中的他】  

  先生将传统现代融于一身

  采访嘉宾:宋立道,任先生关门弟子,贵州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

  “我想问问先生,能不能用几句话总结您所研究的佛学的精髓?”宋立道专程从贵州大学赶来参加任先生的追悼会,他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您的字和学问有多大关系,是学者的字还是书家的字?”而今,面对先生遗像,纵有万千话语,更与谁说?

  4年前,任先生仍然每周坚持上两天班,宋立道在七八个月中每周都抽出一到两个小时陪任先生聊天。以前,每次见先生,都是一二三拣紧要的说完,敬颂身体健康就走人,生怕多占用先生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宋立道记得,以前,任先生待弟子说完正事后,就两手拄在拐棍上,眼睛一闭,再不理人。这段时间,任先生变成了很健谈的老人,他们聊天内容涉及极广,从学术到时政,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传统文化……在这段时间里,宋立道更深地理解了自己的导师。

  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语境的结合

  在宋立道眼中,任先生是将传统与现代融洽地结合于一身的学者、文化大师和杰出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哲学、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宗教学史料全面的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帮助任先生开创了硕果累累的领域。“任先生是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语境的结合”,宋立道说。

  1981年,宋立道考取了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考取任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在读硕士时,读了唐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就去请教任先生:您认为绝对观念论和莱布尼兹、黑格尔有关系吗?他告诉我,绝对观念论和英国哲学家布拉德雷《现象与实在》这本书中的思维理路很接近。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布拉德雷这位哲学家。”宋立道说。

  “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用活了,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教育人、匡正人”,宋立道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马克思主义是它之前的文化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部分”,宋立道认为这是任先生说得非常深刻的一句话。

  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

  1984年,宋立道陪任先生到印度访问,在印度呆了十几天,临走前任先生问宋立道:“在印度呆这么多天你有什么感想?”宋立道脱口而出:“穷!”任先生问:“那你觉得印度知识分子怎样?”宋立道说:“比我们自由吧。”任先生问:“还有呢?”宋立道只好说:“不知道。”

  “印度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自信心非常强。这些天参加那么多会,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出来谦虚地说‘我的学问是个小学问’?每个专家都说自己的东西最重要。”在这样一些小事上,任先生时常启发宋立道,让他多观察,多思考。

  任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反思,他给宋立道讲过一个笑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酒肉穿肠过是看得见的,佛祖是否留在你的心里,谁知道?”任先生批判佛教禅宗中“即心即佛,即身成佛”的观念,禅宗认为,通过观念的转换就能解决问题。任先生认为,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弱点,通过耍嘴皮子解决问题,而没有回到现实本身。自古至今都在说“知行合一”,但是真正能做到的没有几个人。

  强调教育的人文精神

  培育了几代宗教学学者的任先生,也始终关注着我国的教育发展。宋立道说,任先生在晚年接受采访时,非常强调教育的人文精神。他认为,教育不仅要教给学生技巧、知识,而且要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让他们有担当的精神,关心社会、认识自我存在的价值。

  宋立道说,20多年跟随先生,先生始终把做人放在教育的第一位。

  上世纪90年代初,宋立道到深圳工作,先生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和他通一次电话。“住下来了吗?他们给你开多少工资?你要是没钱告诉我,我给你寄!”在宋立道的印象里,先生每次都要问寒问暖。“都是他从家打给我,他说公家的电话不能私用。”

  20多年间,宋立道帮助任老回复过几十封信件,这些信件来自全国各地,山东、内蒙古、云南……很多人在信中都是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比如佛教中的某种礼仪是怎么回事,等等。

  “先生说,人家写封信不容易,还等着回信呢!在一些我们不经意的事情上,先生都很在意,举轻若重。”说到这时,宋立道很感慨,“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是先生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方面。他教会我怎样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用什么方法观察社会,观察人生。”

  【女儿眼中的他】  

父亲说文化的根在百姓中

  采访嘉宾:任远,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宗教系终身教授

  白菊静静舒展笑颜,百合散发淡淡幽香。7月15日,记者来到任继愈先生的家,那间小小的、临时布置的灵堂里,已布满鲜花。先生半侧着脸凝思的照片,在鲜花的掩映中愈显生动。在静穆的内厅里,任先生的女儿任远缓缓地给我们讲述了父亲的点滴往事。

  他让我们看很多名人传记

  记者:在你和弟弟的成长中,父亲都是怎么要求你们的?

  任远:爸爸经常告诉我们,做人要做正直的人,诚实的人,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要求我们要有生活目标,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能随风跑,遇到挫折也不用怕。

  在教育上,爸爸对我们要求非常严。他说,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要学真本领。我们小时候,他让我们多读书,看游记、传记、历史纪实,以及数学、生物学等知识普及类书,更别说古典文学了。他自己看了很多名人传记,比如《马克思传》、《戴高乐传》、《朱可夫传》、《斯大林传》,他最推崇《居里夫人传》。

  记者:如果说父亲是一个严父的形象,那么母亲在你们的成长中是什么形象?

  任远:他们是上世纪40年代认识的,自由恋爱,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妈妈性格与爸爸不太一样,她很活泼,爱唱歌,爱运动,喜欢交朋友。妈妈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但他们从不绷着脸。他们会事先告诉我们几条线不能越过。小事情不管,一旦做错了会好好给我们说说。

  百姓心中存着哲学的根

  记者:任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和宗教,当初他为何会选择这样的领域?

  任远:本来他想学物理。后来他参加西南联大徒步团,从北平一路走到昆明,接触到很多中国贫苦农民,因此改变了想法。

  当时,徒步走到昆明的有很多老师、学生,包括闻一多先生。我曾问爸爸,当时你们是怎么个走法?他说,并不是像行军一样排着队走,而是三三两两地走,行李有车运,每天到一个地方吃饭。我问,碰到土匪打劫怎么办?他说,是有土匪。但当时学校跟土匪沟通,告诉土匪我们是从哪儿来,要去哪儿办学,这些学生是国家栋梁,不要给我们添麻烦。结果一路太平无事。

  前两天,做《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张曼菱到这儿来,还跟我提起爸爸以前跟她讲的一件事——当年,有个女孩要考西南联大,日军封锁了道路,她一路净走偏僻的地方。后来,碰到了土匪被扣住了,她对土匪说,我到南边去,是要上大学求知识,我不要做亡国奴。我有了知识,将来教育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就不会成为亡国奴。土匪一听,把她放了。

  土匪不见得多有文化,但他明白不要做亡国奴。这多感人啊,中国老百姓心存中国文化的根。这次徒步团的经历对他触动很大,他觉得文化的根在哲学,在老百姓中间。

  记者: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高校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就是任先生主编的。

  任远:爸爸对这套书不太满意,本来想重写《中国哲学史》,但现在来不及了。

  对国家发展建设很有信心

  记者:你觉得父亲对你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任远:爸爸是受过很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清楚。他总强调人的责任感,对家庭的、对社会的。

  1983年我出国,很难回来,舍不得打电话,主要跟家里通信联系,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不光关心我的学习、工作,也关心时事政治,谈起很多中国的情况。他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非常高兴,常说“你回来什么也不用带,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很快,你那儿有的我这儿全有。”那时,我记得很多留学生探家还买香皂、洗衣粉什么的,觉得质量比国内好,现在谁还带这些东西?他对国家的发展建设很有信心。

  记者:你和弟弟分别取名任远、任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任远:《论语·泰伯》里有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曾问过爸爸,我们的名字就出自这句话。

  记者:像任先生这样有着特殊研究领域的人,在看待生死上,是否很不同?

  任远:他对死看得很开,早就说过,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但是,现在做不到了,得遵从社会习俗。

  【同事眼中的他】    

老任总不忘为人民服务

  采访嘉宾:杨雅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任先生对事业执著,对人民热爱,对社会关注。”杨雅彬一再强调,一定要把这几句话加上,否则不足以表达任先生的高贵品格。

  杨雅彬“文革”前称任先生为“任先生”,“文革”后下放干校期间,杨雅彬叫他“老任”,至今仍是叫“老任”。

  杨雅彬说:“老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工作。”他研究中国哲学、宗教,组织人马编写《宗教辞典》,整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典籍,为文化事业贡献了一生。

  任先生“文革”期间受到很大冲击,但照样为人民服务。下放期间,杨雅彬没有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怨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老任该干啥就干啥,带领大家马上进入状态。”

  在河南息县干校时,他们整天种地、养猪、盖房子,没有时间休息。任先生曾笑谈:“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就这样,以苦为乐。他还写了一首“捡粪诗”,但具体写了什么,杨雅彬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后来他们被转到河南明港的兵营搞清查工作,一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老任懂医术,会针灸,就组织了一个针灸队,利用这一天时间到老乡家去为他们治病,他们治好了不少病人。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雪没过了膝盖,只能一脚一脚往外拔着走,即使这样,他也不会爽约。当时老任已经50多岁。 

汤先生任先生教学相长

  采访嘉宾: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协助任先生整理、编纂《中华大藏经》续编

  杜继文操着青岛普通话说:“我给你讲一个任先生和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教学相长的故事,好不好?”

  杜继文说,任继愈先生的研究受汤用彤先生影响很大,师生二人解放后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互相切磋。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解放前就已出版,1955年再版。汤用彤先生在《跋》中写道:“如仅凭存迹之搜淘,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1962年再版时,汤用彤先生在《重印再版小记》中说,“解放后中华书局重印,正患重病,赖继愈同志在个别文字上作了修改,并删去原跋,另作重印后记”。删去原跋,是任先生的建议,因为原跋中有“同情”一词,涉及是否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和哲学史的问题。

  汤用彤先生很谦虚,而任先生直言不讳。这种学风在任先生周围保持了下来。杜继文就曾经和任先生争论老子和庄子,“谁也不服谁,至今也没有争出个结果”。

  作为老师选学生,作为领导选部下,作为主编选编者,任先生都很谨慎、惜才。“有才华的人一旦被他发现,他就非常珍惜,帮他发挥出来。”整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都是规模浩大的工程,杜继文说:“任先生把整理古籍的过程当作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他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曾招了一些过去被单位开除、“文革”中受批判、被划成右派的人,但他非常强调爱国,不爱国的人他不要。 

有话愿和任先生说

  采访嘉宾:金宜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金宜久对任先生的回忆,是从交党费开始的。上世纪60年代初,金宜久留校任哲学史研究室支部书记。那时正值工资调整,任先生就用自己工资中高出的一级的级差大概40多块,用来交党费,这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个刚毕业的大学助教转正前一个月的工资。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任先生仍用高出的一级工资交党费,直到他离开宗教所。当时宗教所的总人数和党员数都不多,但与其他研究所相比,每月交的党费人均数额要高得多。任先生交党费很大方,在生活上却严格要求自己,饮食很简单。在很多年里,都是拿着一个自制的蓝色小布包上班。

  任先生非常谦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大我20岁左右,我有话愿意和任先生说。”任先生搬到南沙沟小区后,金宜久和任先生交流的机会就少了,每次去他家,生怕影响他的生活、工作,讲完事就离开。每次任先生总说:“没关系,时间还早,再多呆一会儿。”

  金宜久说:“任先生对我最大的教育,是一次长谈。”1965年至1967年他在埃及进修。回来后,一次他和任先生聊天时,曾谈到埃及报刊不时登载有关穆斯林兄弟暴力恐怖活动的事件。他向任先生提出,研究伊斯兰教,一定要研究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政治问题。任先生说这个主意很好,但是,他建议金宜久要有宗教史和宗教理论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很难研究好现实问题。金宜久说:“任先生实际上是在启发我,要踏踏实实地搞研究。没有历史和理论的准备,很难搞好现实问题的研究。和任先生的这次长谈,让我终生受益。”

  ■本报记者 杨桂青 纪秀君 实习生 范珊珊 王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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