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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4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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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移民城市的教育选择

  人口规模随经济发展越滚越大,且数目不详。由边陲小镇快速发展成全国第四大现代化城市的深圳,其城市公共资源的缺口始终没能探底。这种特殊现实,决定了深圳不得不舍弃一些暂时难以实现的梦想,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发展模式。

  2008年9月20日,龙岗大火发生后,深圳教育界格外繁忙。辖区内所有学校在紧张的教育教学之余,还得忙着排查各自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上万名代课教师的去留问题,也被正式列入市政府的议事日程……

  作为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深圳教育既与这座城市的发展始终不离不弃,又不得不直面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城市经济、人口迅速增长急需不断扩大教育增量,另一方面城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严重倒挂,迫使教育资源的扩张必须适度收缩。

  翻阅深圳30年的教育发展史,教育似乎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工兵”的角色:既像一只维系城市旺盛生命力的安全阀,不断调节特区经济的发展热度,又得留守在经济建设的大后方打扫“战场”。

  拓荒之难

  “感谢全国!”“感恩全国!”

  这是2008年9月24日深圳市教科所所长张彦玲对于深圳教育给出的一句总体评价。一位在深圳居留23年的教育研究者,用一个并列的感叹句式,几乎浓缩了深圳教育30年短暂的前世今生。

  1979年建市前,深圳的主体是宝安县。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宝安县人口总量变动不大,1949年总人口18.4万,1979年为24.1万,加上特区内,总人口31万(暂住人口1500人),人口增长率仅0.5%,全国少见。不仅如此,当时的宝安是一个典型的边陲农业县,197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1.9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0.17亿元。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深圳教育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与全国大多数农业县几无二致:1979年仅有19所幼儿园、226所小学、24所中学和1所教师进修学校,人才奇缺。当时全市只有3000名科技人员,其中仅有2名工程师,大专文化程度以上者占9%。

  站在当时的视角,谁都不曾想到,这样一个“省尾国角”能有什么样的未来;更没有人会想到,眼前这片荒山野地,有一天也能彪炳史册。

  然而,历史选择了深圳。1980年8月,中央正式批准深圳设立经济特区。从此,深圳不仅成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而且给国人以强烈的视觉和观念震撼。灵活的经济体制、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和工资水平的逐年上调,吸引数以万计的建设者蜂拥南下。深圳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国人追逐梦想的一个意义非凡的符号。据深圳市的存档资料显示,1984年,仅蛇口工业区,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74家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

  但是,随着大批建设大军的涌入,深圳这个教育家底原本薄弱的海滨小城遭遇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1989年,深圳市总人口攀升至191.61万人,是1979年的5倍。也就是说,如果以1979年的教育当量为参数计算,深圳的教育资源必须在原基础上新增5倍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事实上,教育资源的短缺,导致大批高素质人才宁可选择候鸟般只身前往特区工作,也不愿拖家带口将家安在深圳。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留住这些人才,事关深圳的可持续发展。

  1983年8月,为了留住宝贵的人才资源,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创办了育才学校,当时不仅提出了“培养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的培养目标,而且在教育教学上还带有浓厚的特区色彩:学校创办后,在深圳率先引进香港英文教材,开设艺术欣赏、电脑、形体和心理辅导等课程,并要求学生“读民主、看民况”。

  与之相似,特区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遭遇。为了缓解教育资源供需上的突出矛盾,深圳市一边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大兴土木地赶建学校,一边从内地大规模引进师资。

  经过10年经营,到1989年,全市幼儿园达到234所、小学264所、普通中学47所、职高7所、中专8所、普通高校两所、成人高校1所、行政学院1所,全日制在校生达到20万人。与此同时,为了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参与特区建设,深圳通过多种优惠条件,从全国“挖”来近万名优秀教师,快速组建成一支高学历、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师资队伍,使深圳的师资队伍建设在短期内实现了“高位嫁接”。

  其实,要想在这个小渔村上进行教育拓荒,并非易事。

  刚刚卸任的深圳实验中学校长金式如,是1985年深圳优秀教育人才引进方阵中的一员。此前,他是上海滨河中学副校长。据他回忆,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确实对青年人具有很大诱惑力。因为,那时的深圳,无论教育还是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建设都是全新的,既没有太多的传统羁绊,也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一切事情只要想到了,都可以放手去做。但是,移民城市的特性对于教育来说,也许面临的问题更复杂。随着大量内地优秀教师的到来,深圳教育遇到了无法预知的困境:在深圳这块当时没有权威的土地上,每所新学校的教师队伍都由不同地域的优秀教师组成,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教学习惯和文化背景,要想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教师整合起来,形成学校自己的特色教育,其实并不容易。

  当然,教育内部凸显出的这些问题,对于尚未成年的深圳而言,只有在成长中不断解决。

  “短腿”之痛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飞速行进的经济列车上,经济快速繁荣的深圳遇到了新问题:城市规模和人口总量也和经济发展一样,空前膨胀。即便当时的城市经营者已敏锐洞察到人口过度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及时出台暂住证制度,设置了特殊的“入城式”,但在维持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上,一纸简单的“入城手续”,实际上并未真正阻断人们南下寻梦的脚步。最终,体态臃肿的深圳,不得不被迫将兴建教育、医疗卫生等城市公共设施放在公共财政的聚光灯下。

  特殊的城市发展史与无奈现实之间的偶然相遇,将深圳教育牢牢绑在外延扩张上。因为,数目不详的人口潮,仍在不断通过简短的“入城式”,进入深圳。

  毫无疑问,人口的超常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不确定性成了深圳的发展之痛。1980年至2003年,深圳暂住人口年均增长40.4%,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2.8%。按“十五”规划,2005年深圳人口规模为480万,但当年实际居住人口达到1035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171万。也就是说,在深圳居住和生活的1035万人中,流动人口约占85%,人口结构严重倒挂。

  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扩大教育资源增量成了深圳教育的首要问题。为了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深圳每年大幅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2001年至2003年间,教育投入由57.71亿猛增至91.28亿,每年保持以近20亿元的速度递增。到2008年,深圳教育总投入已超过12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内陆中等城市全年的GDP总量。

  依托强大的财政支持,深圳迅速盘大教育资源。截至2005学年底,深圳各级各类学校达到1380所,在校生104.74万人,其中除高等教育外,非户籍在校生61万多人,占总数的62.26%。

  与人口增速相比,迅速扩大的教育资源仍然供不应求,大班额问题依然严重。2005年,全市16836个中小学班级中,平均班额达到48人。其中,每班56至65人有2549个,每班66人以上有221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与人口爆炸式增长几乎同时困扰深圳的是,特区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深圳虽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特区,但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推进以及上海浦东的崛起,深圳特区的先天不足日益显现:管理人员中,不少人还缺乏现代管理知识和技能,企业家缺乏国际经济竞争的经验,工人缺乏实行产品规格化和标准化的系统训练,这就急需教育的及时“救市”。

  经过10余年发展,虽然此时的基础教育已基本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但是,由于没有本土的高等教育,使得年轻的深圳教育与经济发展相比,出现了明显的“短腿”现象。1983年,百废待兴的深圳斥资兴建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所集本专科、成教于一体的地方性大学——深圳大学,以培养适应特区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深圳的工业结构正由“三来一补”为主的“宝塔型”,向高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较少、实用技术为主的“橄榄型”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型,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然而,当时深圳教育的现实是,全市只有一所独立的职业中学,绝大部分职业高中都附设在普通中学内,无论资金、师资、教材,还是设备、场地和教学手段,均不适应职业教育要求。虽然1989年时全市普高与职高学生比例达到51∶49,但职业教育有名无实:当时全市21个行业涉及300多个专业,而职业教育所设专业仅21个。在深圳的职业教育内部,也未形成初、中、高三级体系,高职教育还处于空白。在深圳之外,又正值全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低谷。

  1992年7月,深圳市决定组建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次年9月,深圳高等职院借用深圳教育学院的两间教室,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招生名额,招收了第一届59名学生,分设环境艺术设计和服装设计与工艺两个专业。如今,深圳高等职院办学规模不仅在校生达到2.3万人,而且依托特区特有的产业群优势,成为全国颇具影响的高职院校。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深圳教育在特区实验性特征的阴蔽下,更自信地进行各种教育试验。

  2004年,深圳完成城市化进程,成为全国首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城市结构的这种变化迫切要求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然而,现实是,大量散落在住宅小区的配套学校和民办学校缺乏有效监管和财政支持。为此,深圳通过组建教育集团的方式,整合公办、民办和公办民助等不同类型学校,使之在统一的管理模式下,相互补位,最终快速孵化成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教育集团化的推进与其最初的设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事实上,深圳教育所遭遇的困境远不止这些。这正如深圳教育界一位知名人士所说,深圳教育创新的最大困惑,不仅仅是“学位”不足,也非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而是缺乏体制性创新的环境。毕竟,深圳只是经济特区,并非教育特区。

  寻找“蛇口模式”

  处身特区,既想创新又难以创新,这就是特区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尽管上世纪后10年,深圳渐入由喜向悲的情感转换。但是,在国家战略版图上,只要提及这个城市,人们仍会给她以创新、发达,甚至创造奇迹之地的标签。外界对于深圳的这种思维定式,迫使深圳教育得与经济特区的地位相匹配。

  作为与香港元朗隔海相望的教育强区,南山沿着创造教育特区的梦想不断探索。

  历史上,南山设区以前,其教育家底甚至不如今天内地一般的乡镇:全区中小学生2700人,教师233人,学历达标率只有35%,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和成人教育均为空白。随着南山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旅游基地、高等教育基地和西部物流中心后,人口急剧增加,南山教育的规模、发展速度及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特区经济的发展需要。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追赶国内教育发展的先进水平,当时的南山区全面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基本实现了农村教育向城市教育的转型。

  然而,当时的南山教育与深圳教育一样,发展重心还是在大规模兴建学校上,并没有足够的精力考虑教育创新。

  进入21世纪,南山教育完成了资源增量的迅速扩张。但是,南山人始终有个梦想:教育能否和经济发展一样,产生出示范全国的“蛇口模式”。

  2001年秋,南山以课程、教学、评价等改革为突破口,适时推进素质教育:全区中小学将思想品德、科学、综合实践活动与语文、数学、英语并列为重要课程,将赤湾炮台、林则徐雕像和现代蛇口港等本地历史、文化、经济等内容搬进课本。在此基础上,南山对科学、历史与社会、艺术、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进行探索,建立了学生成长记录、学分制等课程评价体系,初步形成了与地方社区、特色教育、学生兴趣相关联的校本课程,并在全国率先将学生的综合表现作为高中录取新生的条件和标准。

  与此同时,在没有专业师资、教材的情况下,南山作为广东唯一的实验区,进行初中科学课实验。然而,改革之初,争议四起:一方面南山只是广东高考区唯一的试点区,高考只可能求同存异,这就可能使自己在高考中失利;另一方面因师范院校均没有培养专门的科学课师资,这可能直接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

  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南山强力推行科学课程改革。2007年,南山不负众望,在科学课程改革上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而且在高考升学率评比中,以深圳市连续16年第一的成绩,摘得全省第一名。

  还是在蛇口半岛上,30年前,这里奏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30年后,这里的教育在不断探索。育才舒曼艺术学校虽创办时间只有3年,但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绿色教育理念。由于学生主要来自周边两个社区,为此,该校动员学生以所在小区为单位,组建“红领巾小区”,使学校课堂与社会、家庭之间在“和解”中走向“和谐”。如今,学生家长不再是仅在家长会时才光临学校,有的成了学校的常客和“教育义工”,也有的成了学校发展的“智囊团”成员,直接参与学校管理。

  在前海小学,孩子们联合家长,多次呼吁减少汽车尾气污染。根据孩子们的建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市级环境日“深圳绿色环境日”……

  位于罗湖区梧桐山脚下的罗湖外语学校,其前身是一所职业中学。1998年,罗湖区教育局以公办民助的形式,创办了以艺体和双语教学为特色的罗湖外语学校。引入办学新机制后,政府只拨款70%,其余30%由学校自筹解决。客观上,这种办学方式当时确实扩大了当地双语教学资源,满足了家长的特殊需求,分解了地方财政的压力。过去10年,仅罗湖外语学校就为政府节省8000万元财政投入,这相当于为政府改造其他薄弱学校腾出了一笔宝贵的建设资金。

  如今的南山不只局限于国家级课改和教改等实验工作,她正站在区域教育现代化的门槛上,以国际化视野,开展规范、可测的教育质量标准和质量评价检测体系的研究和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科学合理、融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

  南山只是深圳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深圳市教育局局长张宝泉说,深圳教育的外延扩张时代已经终结,当前正在以推进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改革为契机,试图通过改革逐步冲破一些传统禁区,力求为全国教育改革积累经验。与此同时,深圳还将通过相关的制度调整,打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等各类教育之间的关节点,搭建各级各类教育的“立交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而通畅的终身教育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深圳教育的众多制度性瓶颈。

  教育再出发

  历史还在继续。深圳教育的发展与深圳的发家史一样,始终记录着政策滑行的轨迹。

  今年国庆节前夕,代课教师问题被提上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这对有着上万名代课教师的深圳来说,无疑又是一个两难选择。特殊的城市人口结构与不确定的人口规模,给深圳教育带来了众多不确定性:按现有人口测算,分布在深圳的上万名代课教师完全可以全部转正。但假使深圳经济出现波动,那些暂时寄居于此的近千万城市候鸟是否如产业的梯度转移一样,向其他地区迁徙。果真如此,只有200万户籍人口的深圳将何去何从?如果若干年后,深圳像广州、北京和上海一样,学龄人口减少,其迅速扩张的教育资源将如何处置……

  也许结局将是,大量学校生源减少,大批教育资源出现闲置,大批教师在财政无法负担的情况下,面临无课可上或被迫分流。

  当然,这种担忧并不仅仅反映在教育上。其实,近两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深圳已经出现部分企业外迁的现象,非户籍人口减少似乎成了一种必然趋势。

  但是,在刚性的政策之下,变动之中的深圳教育,对于那些曾为这座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代课教师群体将如何取舍?是全部转正,还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合理的时间表逐步推进,这都是深圳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

  事实上,与这座城市其他公共资源所遭遇的困境一样,深圳教育确实存在不少变数。比如,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深圳,在土地、资源、人力供给以及环境承载力等“四个难以为继”的困境下,将来的教育是依然走规模的粗放式增长之路,还是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这些,都得等待深圳去不断探索和实践。

  深圳市教育局局长张宝泉说,他的梦想就是,在深圳这块试验田上,建立一个能示范全国的“教育特区”。

  或许,这就是深圳教育所追求的未来。(本报记者 柯进)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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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教育发展的理想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