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长河中，写意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品位，在世界艺术之林，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到战国时期的帛画，经过汉代的画像石、壁画，直到晋唐独立画作的出现，中国画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画科，工笔与写意两大画种的完整绘画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审美取向和社会变迁。如果仔细观察，就绘画技法而言，传统的工笔画和写意画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才有了“兼工带写”“没骨画”等介于两者之间的小种类。宋朝无疑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时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作品多为院体画，也被称为工笔画，当我们认真品读这些作品时，就会发现，工整细致的笔墨里蕴藏着浓厚的写意精神，一笔一画都是那么奔放洒脱、生动活泼，这与当下的工笔画完全不同。当代的工笔画相对于传统工笔画，在技法语言上有了极大的突破与革新，从而导致视觉叙事的转型，尤其是与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数字图像”的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更多的新材料与新技法的应用，让绘画作品完成了观念表达的升级，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当然，工笔画的空前繁荣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其客观因素的存在，大型展览的入选和艺术市场的成交而产生的切实利益，也是工笔画创作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写意画与工笔画比例失衡的背后，是中国画教育经历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工笔化”异变。一方面，工笔画因其技法明确、评价标准相对清晰而更易教学，成果也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写意画所要求的文化积淀、个性表达和即兴创造，在强调量化指标的现代教育体系中难以被有效传授和评估。于是，易于教的逐渐取代了应该教的，容易评的逐渐淘汰了值得评的，这显然是一种短期效应。纵观全国大型美展以及艺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工笔画已然成为绝对主流。据统计，一所全国知名的美术学院在2018年至今的国画系毕业作品中，工笔画作品占比高达85%，写意作品不足15%，大写意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写意呢？大写意没有，小写意也很少，怎么都是工笔？为什么？”靳尚谊先生的发问不仅是老一辈艺术家对当下艺术教育的质询，更是对中国画精神传承的深切忧虑。当工笔画在毕业展上几乎一统天下，尤其是在工笔画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图像化、图式化和制作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画教学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写意危机。老一辈艺术家并非对当下工笔画盛行排斥，而是叹息工笔画中潜在的写意精神的消失。
写意画是“文人画”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强调意境内涵，注重笔墨情趣，能体现作者的文化修养和思想情感。中国画的写意传统，从宋代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到元代王冕的《墨梅图》，从明代青藤白阳的写意花卉，再到近代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不体现着中国绘画“以形写神”的美学追求。八大山人的冷僻孤傲、石涛的苍郁恣肆、吴昌硕的淋漓雄浑，他们的作品皆不是精确描摹所能达到的境界，但是又让人体察出他们在艺术创作中的历史背景及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写意画已然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意的精神依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一时期的写意画家多如繁星闪烁在艺术的天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画写意精神的式微，折射出当代艺术教育中文化主体性的缺失。当我们的美术学院批量生产“工笔能手”却培养不出几个真正懂得“写意精神”的画家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绘画风格，更是中国文化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维度。
陈衡恪先生曾经提出：“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他说：“文人画，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陈衡恪先生所指的“文人画”正是对写意精神的准确评论。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思考：一是教师队伍中技术传承的断层。二是文化修养的欠缺而导致文化语境的消解。著名美术史论家薛永年先生指出：“写意不是胡涂乱抹，而是长期积累后的瞬间爆发。”由此可见，成为一个优秀的“写意”画家，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沉下心来，不可急功近利。目前的状况是，写意画的断层导致高校合格的“写意画”教师越来越匮乏。要扭转这种局面，除了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还要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因此，中国画的教学必须打破画室局限，在笔墨技巧的传授之外，更要侧重于技法外的教育与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涵养心性，形成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是一条势在必行的道路。中国美术学院近年来尝试的“双导师制”教学模式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艺术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中国画教学对工笔的偏重，显然是过分强调技法训练而忽视心性培养，注重形式完美而轻视个性表达，追求视觉冲击而淡化意境营造。若学生把时间与精力一味用在技法与制作上，伏下身去只是为了画面的纤毫毕现，对笔墨的情趣与诗意境界弃而不顾，这其实已经背离了中国画最珍贵的传统。一个真正的“写意”画家，不仅要掌握娴熟的笔墨技巧，还要有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只有书画之道与庄子“解衣盘礴”的自由精神、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艺术哲学相结合，写意精神的传统才可能接续。
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画家须“饱游饫看”，清代石涛强调“搜尽奇峰打草稿”，都揭示了写意的基础恰恰在于对自然与生活的深刻体悟。写意精神如何传承？当务之急，是重新点燃那传承千年的写意之火——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也是艺术创新的根本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职业学院）